25年前，66歲的戈達爾在一次訪談里坦言：“我是處在邊緣的，有跌出去的可能。”自1967年以后，他主動選擇自我流放，遠離電影工業(yè)。幾天前，這位91歲的老導演選擇了最徹底的放逐，感到“精疲力盡”的他，決定安樂死，9月13日，他在日內瓦湖畔的家里，在親人和醫(yī)生的陪護下離開這個世界。

“你將承受遠甚于死亡的痛苦——成為傳說。”

戈達爾的最后一部電影是2018年上映的《影像之書》。那一年，法國電影資料館前館長科斯塔·加夫拉斯來上海講學，被問及怎樣評價戈達爾，加夫拉斯的回答微言大義：“戈達爾在1968年之前拍攝的電影（從《精疲力盡》到《周末》）是被他曾接受的精英教育塑造的，那些是不能被模仿也無法有繼承者的杰作。之后十年，他在政治上和美學上都錯付了時光。他在1980年以后的作品極其重要，那是他個人風格成熟的表達。”

悲哀或諷刺的是，1980年代以后，戈達爾作品的觀眾數(shù)量和討論度遠不及他的新浪潮時期?！兑磺卸际请娪埃焊赀_爾的職業(yè)生涯》這本英文傳記的作者理查德·布羅迪回憶，他在2000年去瑞士小城羅爾拜訪戈達爾時，包括《紐約客》讀者在內的許多精英觀眾驚訝于“那個新浪潮導演還活著？”

《阿爾法城》里有一句臺詞：“你將承受遠甚于死亡的痛苦——成為傳說。”戈達爾在拍攝現(xiàn)場寫出這句文雅臺詞的時候，不會想到這成了他自己的預言。

太多的文藝中青年對戈達爾的記憶停留在1960年代，仿佛1968年以后，他在象征層面已經(jīng)死去。

自從第一部長片《精疲力盡》給他帶來驚人的成功，他在7年里拍出14部電影，盡管《隨心所欲》《女人就是女人》《阿爾法城》《法外之徒》《蔑視》《狂人皮爾洛》統(tǒng)統(tǒng)遭遇商業(yè)失敗，但不妨礙他得到風頭無倆的名望。

1968年，蘇珊·桑塔格給《巴黎評論》撰文，形容戈達爾是“電影界的畢加索”。而20年后，這位“電影畢加索”的新作《李爾王》在北美的全部票房僅6萬美元，到2000年時，整個美國遍尋不到這部電影，因為它從未被發(fā)行錄影帶或DVD。布羅迪在《紐約客》的專欄里寫道：“戈達爾在當代電影領域的遭遇，相當于全世界的美術館拋棄了畢加索自立體主義時期之后的作品。”

他發(fā)掘了電影這門技藝青春的潛力

去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坦桑尼亞作家古爾納在小說里寫道：“人們對渴望孤獨的人失去了寬容，而這種人通常都有雄心壯志，他們的信仰和靈魂都有英雄的色彩。”戈達爾就是這樣一個帶著雄心壯志選擇孤獨的人，雖然晚年他痛苦于孤獨終成為隔絕，2019年，面對《電影手冊》的編輯，他說：“現(xiàn)在電影沒有出格的可能性了，我覺得自己成為唯一的一個。”

回到他的職業(yè)生涯開始的時刻，《精疲力盡》公映兩個月后，戈達爾在戛納影展期間對一個記者說：“對我的第一部電影的瘋狂好評消磨了我對電影的愛。但愿我的下一部不會被夸張吹捧，我寧可被質疑，在不斷的對抗和掙扎中作出新的表達。”

《精疲力盡》公映時，觀眾蜂擁而至，以為這是一部浪漫悲情的黑幫片。這讓戈達爾錯愕。在他心里，這部處女作是他的《愛麗絲漫游仙境》，他的創(chuàng)作邏輯，恰似愛麗絲童年生活的符號和鏡像在夢的秩序中重組。電影里，女主角珍·西寶和男主角貝爾蒙多都喜歡讀書，他們在對話中頻繁地引用里爾克。這電影本身也是俯拾皆是的“引語”組成的，信手借用或致敬1940年代以后的美國黑色電影和B級片。亨弗萊·鮑嘉的海報出現(xiàn)在鏡頭下，貝爾蒙多的扮相和表演有意識地模仿鮑嘉；配樂里出現(xiàn)了《槍瘋》的原聲；金錢和情欲交鋒的畫面上，能看到塞繆爾·富勒和弗里茲·朗的導演風格。以及，選擇西寶作女主角，是戈達爾對普雷明格導演的告白和示好，普雷明格發(fā)掘了西寶，讓她先后主演《圣女貞德》和《你好，憂愁》。

戈達爾的這次創(chuàng)作，任由熱愛和教養(yǎng)的支配，充滿想象力地集郵拼貼?！毒ＡΡM》無關街頭或幫派，它誠然致敬了黑色電影，卻不像《疤面人》被現(xiàn)實的底層欲望邏輯所支配；貝爾蒙多飾演的那個角色沒有讓人信服的心理依據(jù)，他是戈達爾迷戀的一系列“法外之徒”意象的集合，用優(yōu)雅的、散文化的視聽語法從容道來。

盡管背負了一大堆“從前的電影”，《精疲力盡》仍散發(fā)著迷人的原創(chuàng)光暈：前所未有的手持攝影和實景拍攝，顛覆電影史游戲規(guī)則的跳切剪輯，讓它像一支充滿活力的爵士樂，捕捉著那個時代年輕人稍縱即逝的情狀。戈達爾以“業(yè)余愛好者”漫不經(jīng)心的肆意，發(fā)掘了電影這門技藝青春的潛力。若干年后，他絕決地拋棄了類型片的框架和電影的敘事性，只把青春的鋒芒維持到生命盡頭。

1960年之后的短短數(shù)年，戈達爾嘗試了幾乎所有的類型片，他在不同電影類型的變形和組合中，創(chuàng)造了一套個人風格鮮明的電影語法，包羅了古典精英和流行文化的方方面面。然而他被追捧為文化偶像時，也是他自我懷疑最深的時刻。越戰(zhàn)的爆發(fā)讓他痛苦，越戰(zhàn)中影像媒介的作用更使他失望，他曾以為用謊言的方式講述真理的影像，正在成為強權和資本控制下的話術。

他在1967年接連拍攝《中國姑娘》和《周末》，用直接的口號喊出電影表達需要改變的不是內容，而是形式。他決定拋棄專業(yè)的電影規(guī)則，拋棄正規(guī)的電影制作方式，拋棄他的公眾形象，甚至，他解散了自己合作多年的拍攝團隊。

尋找電影史和個人經(jīng)驗、和當代生活的關聯(lián)

1970年代，戈達爾退出了電影工業(yè)，離開巴黎，先是搬到法國東南部的工業(yè)城市格勒諾布爾，繼而遷居位于日內瓦和洛桑之間的湖畔小城羅爾。1980年以后，他恢復拍攝長片，而他立刻發(fā)現(xiàn)，消費主義讓電影的保守游戲規(guī)則更頑固了。他再也沒有回到主流電影界。在可以隔著日內瓦湖眺望勃朗峰的小城，他聆聽著中世紀城堡里的午夜鐘聲，沉浸于影像制造的歷史和成為歷史的影像，沉浸于尋找電影史和個人經(jīng)驗以及當代生活的關聯(lián)。

晚年的戈達爾不否認，與極端的孤獨伴生的隔絕感讓他“受苦”，但他實踐了青年時代的諾言，在對抗和掙扎中作出不妥協(xié)的表達。他遠離名利漩渦，自我邊緣化，遠遠打量著被光環(huán)和喧囂包圍的電影業(yè)：

“我的良知受恩于文學。在文學中，能聽到反對權力的話語，聽到個人的話語，這是文學和現(xiàn)實的寶貴聯(lián)系。當代電影正在失去和現(xiàn)實的這些聯(lián)系，電影辜負了自己的使命。我看到越來越多的電影讓人們沉浸在錯誤和滿足中，人們喜歡電影，因為電影讓他們錯覺能不費力氣地得到浪漫。”

戈達爾和幾位新浪潮的代表人物是以評論者的身份進入電影行業(yè)，隨著他們先后轉向導演，只有戈達爾堅持了“評論者”的立場，以視聽的修辭評述他所感知的世界。就像法國導演雷奧·卡拉克斯在簡短的悼文里寫的：“戈達爾從未停止對我們時代的審視，他的創(chuàng)作始終堅持對現(xiàn)實的重新思考和重新想象。”在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和戲劇實踐中，反思“何為經(jīng)典，經(jīng)典何為”是被普通認同且踐行的共識，然而在工業(yè)化生產和消費奇觀挾裹的電影界，這是一條荒草萋萋的林中路，走向生命盡頭的戈達爾傷感于“我成了唯一的一個”，并不是自憐或夸張。

1987年的《李爾王》不是對莎士比亞劇作的詮釋或演繹，電影設想了一個被核事故摧毀的世界，大部分的杰作遺失散佚。莎士比亞的后人找回《李爾王》這部作品的過程中，邂逅了古怪的戈達爾教授，他試圖在世界的廢墟上重建電影院，并重新發(fā)現(xiàn)“影像”。

這部電影的決定性的瞬間是考迪利亞死在李爾王懷中的悲劇時刻，戈達爾教授用影像創(chuàng)造了春天，痛苦的老國王必須接受女兒死去的現(xiàn)實，教授卻利用攝影術扭轉生死，影像實現(xiàn)了彌賽亞的功能，死去的花瓣仍會生機盎然地綻放。

《李爾王》的原作當然被戲仿、被解構了，戈達爾視它為“怪誕的神話”，把它拼貼進私人視角的電影史，這電影是對“電影”的再發(fā)現(xiàn)，也是以電影的方式對西方正典的再發(fā)現(xiàn)。電影里的“戈達爾教授”和電影外的戈達爾本人，是野心和傷感的混合體，認為自己承擔著啟蒙甚至是啟示的使命，他找回了迷失的電影，繼而用電影喚活了一切消逝的文藝杰作。

電影《李爾王》中出現(xiàn)了戈達爾私人電影史最初的眉目，完成這部影片后，他用了十年的時間去完成總共八集的《電影史》。這不是雅俗共賞、深入淺出講解電影史的大眾掃盲紀錄片。戈達爾嘗試從個人的視角理解人類“觀看”的歷史和文化，他從海量的老電影里提取片段混剪，這些片段脫離了敘事，畫面只是畫面，所見即所得，導演重組了“去意義”的碎片影像，從中探索影像制造的歷史和當代史的關系，同時，他在幽閉的電影史里尋找自我的歷史，即，“我怎樣在歷史中看見自己”。

完成《電影史》后，戈達爾自稱為電影界的“狙擊手”和“間諜”，他在2000年以后完成了新一批代表作：《愛的挽歌》《電影社會主義》《再見語言》和《影像之書》。30歲的戈達爾讓人們看到捉襟見肘的年輕人自由、自主地參與電影創(chuàng)作的可能性。70歲以后的戈達爾，他在因陋就簡的條件下專注于突破電影表達的可能性。

在《戈達爾論戈達爾/自畫像》這部紀錄片里，他說自己無法屬于任何文化圈層，因為“大部分時候人們談論文化時，他們說的是規(guī)訓，規(guī)訓是不允許逾矩的。而藝術追求逾矩。”他在最后20年的創(chuàng)作中，保持著年輕心靈永恒抗爭的激情。他堅持在電影中制造內容和形式的雙重棱角，蔑視商業(yè)電影的倦怠和陳腐，就像是一個天真的青年相信電影可以干預世界、改變世界。《影像之書》的最后，銀幕漆黑，戈達爾在一陣劇烈的咳嗽后說出兩個鏗鏘的單詞：熱切的希望。

霍桑在短篇小說《威克菲爾德》里，寫一個男人離家出走，自我放逐20年，所有人遺忘了他，其實他就住在隔壁街的出租屋。威克菲爾德出走，是對社會秩序溫和的反抗，但20年后的一天，他還是回家了，“仿佛才離家一天。”活到91歲、主動選擇死亡的戈達爾，是離開以后再也沒有歸家的威克菲爾德。

作者：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