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出品”的現(xiàn)實題材電視劇《人生之路》自在央視一套開播以來，收視率與話題度齊齊走高。這個改編自幾十年前的經典文學的故事，再一次牽動了無數觀眾的喜怒哀樂。

該劇取材自作家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在上海市委宣傳部支持下于上海立項，獲上海市重大文藝創(chuàng)作項目扶持，并在上海開機。繼《平凡的世界》之后，“上海出品”再續(xù)與路遙經典作品之約。

作為70后，該劇總制片人魏巍，第一次接觸小說《人生》還是在大學時代，那時他的閱讀感受很深，一個問題縈繞在心中：“年輕人在夢想幻滅后，要怎么走出自己的人生之路？”

在魏巍看來，《人生》和1980年代初的一些文學作品有著不同的特質，“那個年代很多文學作品還停留在傷痕文學的階段，但《人生》是面向未來的。路遙敏感地抓到了當時一代年輕人自我意識的覺醒，對外面世界的向往。”這個作品在《收獲》發(fā)表后，引起了全國性的大討論，而如今小說刊登40多年，“它和當下年輕人所面臨的困擾苦惱：如何打破這種階層的固化，如何實現(xiàn)人生更高的夢想，依然是有強烈的共情。”

從《人生》到《人生之路》，劇本在原著時空上做了大幅的延展，人物做了大量重塑，魏巍坦言：“壓力非常巨大”。“因為可能大家對待經典文學作品，會比較期待原汁原味。但從影視改編的角度來說，經典本身有著多維度的內涵，我們在每一個時代，用新的視角去解讀經典，以期對當下時代有嶄新的啟迪意義，這才稱得上經典改編。”

“既然選擇了這條方向，無論多難都要走下去。”從2017年著手改編策劃，與編劇溝通，直到2022年開拍，《人生之路》進行了長達五年多的劇本開發(fā)，劇本調整少說幾十遍。閻建鋼導演進入后，又花了很長時間進行二度創(chuàng)作，寫了將近四十萬字的導演臺本。據魏巍介紹，雖然此前他與閻建鋼沒有過合作，但閻建鋼在拿到劇本的第三天，就約了魏巍見面詳談，“看你們這個劇本，我最在意的是，你們的創(chuàng)作方向能不能吸引當下的年輕人，”閻建鋼說，“看完前兩集的劇本，我在這個問題上已經找到答案了。”《人生》的小說于1982年刊登，1984年被拍成了電影。閻建鋼是1982年讀的大學。他跟魏巍談到，他的經歷和高加林非常相似。閻建鋼是從部隊走出來考上的大學，他也曾遭遇拒絕和打擊，“高加林當年所經歷的那些痛苦，我自己有刻骨銘心的體會。”

舊人物的“重塑”

劇本上，原著人物的重塑是一大關鍵。原著中，讀者更多從高加林身上看到的，是理想被壓抑，青春無法釋放沒有出路。但當下時代，我們看到了年輕人的希望在哪里，未來的路在哪里，“在這樣的情況下，人物的調整是有必要的。我們幾十年后，回望經典作品，是要把人物置于當代的眼光下進行審視和調整的。”

劇中的高加林（陳曉 飾），不再像原著中那么激憤，而是相對更內斂，面對傷害他會壓抑著自己，又會有更多力量去重新找到自我。“高加林走到上海的過程，有點像路遙本身的經歷，”魏巍談到，“我們把路遙的人生經歷，和高加林的成長經歷做了融合。我們讓高加林在上海完成自己人生的升華，其實有向路遙先生致敬之情，也為路遙先生和上海的淵源，做一個文學化的映射。”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人物更加理想化了，實際上他是帶著自己的文學夢想，走過一個又一個人生低谷，經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命運暴擊。“當然他的選擇也讓他承受了相應的后果，那就是他失去了金子般的姑娘劉巧珍。”

在原著中，劉巧珍是一個美好善良得讓人心疼的陜北姑娘，而在改編時，編劇們賦予了巧珍（李沁 飾）更加強大的生命力。這個巧珍是敢想敢干的，加上她經商的聰明才智，都是她后來在上海這座大城市安身立命的要素。在魏巍看來，包括高加林和劉巧珍的分手，某種意義上，也是巧珍主動選擇。“當她意識到高家林不屬于自己時，她主動分手，她有著更強的主動性。”

馬栓這一原著中比較功能性的角色，在劇中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編，《人生之路》中的馬栓（唐曾 飾），是一個有文化有理想，也有致富能力的農村青年。“這個人物的調整，實際上是輔助對劉巧珍的塑造。”魏巍說道。劉巧珍在原著里嫁給馬栓，是一種萬念俱灰后的自我放逐。“但在劇中，我們?yōu)檫@兩個人物前期做了很多鋪墊，讓他們有一個互相走近和了解的過程。在劇中。巧珍被高加林拋棄以后，她對馬栓的選擇，實際上是想明白了：馬栓是一個可以托付終身，值得去愛的男人。”

面對人物的改編，部分觀眾自然會提出疑問。對此，魏巍表現(xiàn)得很坦誠。“高加林這個角色，不是一個典型的‘大男主’，他身上有足夠的復雜性和爭議性。這樣一個角色，是我們改編時面臨的重大課題。”

“如果我們嚴格按照原著去呈現(xiàn)這個人物，可能大家會把更多討論放在‘渣男與否’上，那我們作品要傳達的主題和價值觀就被模糊了；當然，現(xiàn)在對高加林進行改編，又會有另一種質疑：你柔化了這個人物，你不尊重原著。”

“‘高加林渣不渣’，我希望大家看完這部劇之后，不再有興趣去問這個問題。”魏巍直言，“我希望觀眾看完這部劇，記得的是他們的父輩，那一代的年輕人的青春夢想，是怎樣伴隨著中國幾十年的發(fā)展一步步走到今天。那種青春的成長和美好，痛苦與挫折，永遠值得大家去回味。也希望年輕觀眾看完以后，會以更積極的心態(tài)面對自己的青春未來。”

新人物的“破局”

在《人生之路》中，原創(chuàng)人物高雙星（王天辰 飾），成為前期劇情中非常重要的人物和戲劇線索。對此，魏巍表示：“高雙星這個原創(chuàng)人物，是咱們編劇對這次創(chuàng)作的一個突出貢獻。”在他看來，高雙星的出現(xiàn)其實解決了兩個問題。

第一，原著的核心沖突，是圍繞著高加林當民辦教師被人頂替這個事件。“‘民辦教師’實際上是一個歷史名詞了，當下的年輕人可能都沒聽說過，如果我們沿用這個核心矛盾設定，跟當下的觀眾是有距離感的。”魏巍表示，“高考冒名頂替就不一樣，對今天的觀眾來說，這個事件他們能有強烈的感知，而且從改變命運的強度上，民辦教師被頂替和上大學被頂替，這兩者也不在一個量級，后者真的是被偷走了人生。”這一改編，就強化了戲劇沖突下的人物命運感，另外，作為貫穿全劇的戲劇鉤子，大學被頂替事件，讓整個電視劇的故事更有懸疑性和緊張感，更有故事張力。

第二，在人物塑造上，高雙星這個人物成為了高加林的“鏡像”，“我們是把高雙星作為高加林的鏡像人物在設計。從一出場很親密的好兄弟，到走上不同的道路，這是我們在續(xù)寫和擴展原著戲劇空間時，最重大的一個人物關系設計和戲劇結構調整。”同時，高雙星的故事線，也將戲劇空間拓展到了上海。魏巍談到，《人生之路》將戲劇舞臺放在上海，原因很簡單。“我們不想把《人生》這個故事，局限在一個地域文化中。我們希望從更廣闊的視野來講述一代年輕人成長奮斗的故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上海正值高速發(fā)展之中，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大縮影，“而陜北、上海從文化生活風貌各方面都有反差和對比的兩個空間，能很好地承擔我們創(chuàng)作上的需求。”

談及戲劇空間，《人生之路》的置景過程，殊為不易。該劇光是在陜北的置景，就經歷了大半年的時間，魏巍回憶：“我們在陜北都是實景搭建，窯洞是在當地實地勘察，找到合適的窯洞，從農民手里租下來，然后一點一點地改造。門窗、家具，甚至演員的服裝，很多都是從當地農戶家里收的舊貨，為了追求真實的年代質感。”他自信表示，“我們這次在陜北的景，都是在其他陜北題材影視劇里沒有出現(xiàn)過的。”

尤為有意義的是，《人生之路》在榆林市清澗縣取景拍攝，這里是路遙的故鄉(xiāng)。該劇拍攝完成后，在當地留下了一系列拍攝場景，最終形成了可串聯(lián)起來的主題景點，目前已交給當地文投集團運營，將打造全域路遙文化旅游。“做《紅高粱》時，我們覺得特別有意義的是，給當地政府留下了一座4A級的景區(qū)：紅高粱影視基地。當時在高密拍攝時，當地政府也是配套建了一座影視基地?，F(xiàn)在它已經是當地一個熱門的打卡景區(qū)了。”魏巍表示，其實路遙的老家清澗縣一直有打造路遙文化旅游的愿望，也一直在做相關的工作，但一直沒有一個很好的載體來完成。“所以得知我們籌拍，當地政府是主動找到我們，邀請我們去看他們的自然風光，人文景觀，我們也下定決心在當地拍攝，雖然增加了額外的工作，但這是非常有價值的。”拍一部劇，為當地文旅事業(yè)留下可持續(xù)的文化資源，這在魏巍看來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事。

距離路遙當年寫下《人生》，已過去四十多年歲月，在魏巍看來，路遙以親歷者的狀態(tài)，創(chuàng)造了高加林、劉巧珍、黃亞萍等經典文學人物形象，“但這些人物面臨的問題，當時的路遙是無法給出答案的。”但幾十年過去，我們再去審視文學經典時，是帶著時代的眼光來回望小說，那么當年困擾那一代年輕人的很多問題，已經隨著時代發(fā)展，自然而然地解決了。“幾十年來，中國巨大的社會進步，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現(xiàn)代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它給今天的年輕人帶來了選擇上和發(fā)展上的自由，當年路遙先生無法回答的問題，其實當下的時代，已經給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