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季與臭蟲“相愛相殺”、許淵沖與楊振寧“隔空打臉”、楊苡吐露少女心懷……導演徐蓓記錄下16位西南聯大學子的生命史
2021年5月16日，徐蓓在武漢參加紀錄電影《九零后》路演。 徐蓓，重慶人，“70后”，英國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碩士，紀錄片導演。代表作有《大后方》《西南聯大》。2021年5月29日，由其執(zhí)導的紀錄電影《九零后》登陸院線。
2019年11月，南京，老舊的宿舍樓門前掛著一個風鈴，隨風叮當作響。這是百歲老人楊苡的家。上世紀50年代，她翻譯了艾米麗·勃朗特的《呼嘯山莊》。
紀錄電影《九零后》的導演徐蓓覺得，這是位很有“日漫風”的老太太。沙發(fā)背上是各種玩偶，柜子里，貓頭鷹們瞪著圓圓的眼睛排成一隊。
鏡頭前，楊苡講起了自己的“少女心懷”：從8歲到18歲，最欣賞的男人是哥哥楊憲益，“絕對崇拜，誰也不能和我哥哥比”；另一個就是巴金的二哥李堯林，“那是我的暗戀”。
拍攝那天，楊苡拿著一個小播放器聽歌，“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當我們年輕時）”，1938年美國電影《翠堤春曉》的插曲。那一刻，徐蓓決定，這就是片子的英文名字。
這是一部西南聯大學子的生命史，16位“演出者”平均年齡96歲。這也是徐蓓自2018年的紀錄片《西南聯大》后，再次講述這座抗戰(zhàn)烽火中的傳奇大學。
“人類衰老后最美的樣子”
1937年7月，天津人楊苡中學畢業(yè)，保送南開大學。書房里還有她當年的畢業(yè)照，18歲的少女，嬰兒肥的圓臉，劉海覆額。他們拍完照第二天，日軍占領北平城。接著，南開大學遭遇連續(xù)轟炸，2/3校舍毀于一旦。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臨時大學，決定遷往長沙。1938年初，學校再遷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楊苡決定去昆明。從上海到廣州，經過香港到海防，再坐上4天的火車。少年們群情激昂：“到了中國邊界，我們就站起來唱‘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唱《松花江上》，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楊苡進入聯大外文系，學號N2214——T代表清華，P代表北大，N代表南開，L則是新考入的“聯大人”。自1938年5月4日至1946年7月31日，西南聯大辦學八載，弦歌不輟。“教授天團”——朱自清、沈從文、聞一多、陳寅恪、錢穆、金岳霖、馮友蘭、華羅庚、費孝通、陳岱孫、吳大猷等人——漂泊西南，吃“八寶飯”、跑警報，一邊養(yǎng)豬養(yǎng)馬、刻印章、做肥皂、上街擺攤，一邊寫出不朽的學術著作。楊振寧、李政道、鄧稼先、汪曾祺、楊苡、穆旦、許淵沖等從這里走出，成為中國的明日之星。
2016年，受云南省委宣傳部的委托，徐蓓著手拍紀錄片《西南聯大》。她看了幾十本書，從易社強的《戰(zhàn)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到各種學生回憶錄，從梅貽琦、鄭天挺的日記，汪曾祺的散文，到蔣夢麟的傳記；張伯苓的文選10本，她都翻過一遍。
采訪歷時兩年多，徐蓓至今記得與每個人相見的情景。
2017年5月，美國馬里蘭州。上午10點，她和團隊走進巫寧坤的公寓。這位《了不起的蓋茨比》的譯者，那一年97歲，因為太激動，看錯了時間，凌晨2點就醒來坐著等。夫人說他這幾天總做夢，夢中喊著“大西門外，大西門外！”——昆明的大西門外，是當年西南聯大的宿舍所在地。
離巫寧坤住處1小時的車程，是劉緣子的家。他們曾是聯大外文系的同學。這位翻譯過《人類的故事》的老人，已是99歲高齡。為了今天，早挑好了衣服，一件深綠色襯衣，上面繡滿花朵。采訪快開始了，她朝女兒看了一眼，女兒心領神會，拿來一支口紅。
2017年6月，北大燕園。96歲的許淵沖聲若洪鐘地歷數心中的聯大top3：“文科是我，理科的楊振寧獲得了諾貝爾獎，工科的王希季是第一個讓人造衛(wèi)星上天的中國人。”他也大大方方地交代自己的戀愛史，日記里記錄了不少和女同學的故事。“楊振寧也笑我，說我凈找女同學了，所以功課就不那么突出。”
2019年，云南省委宣傳部再次請徐蓓創(chuàng)作紀錄電影《九零后》。她本打算再采訪先生們一回，可重新聯系的時候，有人已離開人世，有人住在醫(yī)院里。
《西南聯大》和《九零后》海報。 再次采訪到的，一個是楊苡，一個是許淵沖。前者變化不大，后者的面相卻有奇怪的走向，“人是蒼老了，但又像小孩子，沒了棱角，長圓了”。徐蓓翻許淵沖的影集找老照片，他把在聯大喜歡過的女孩一一指給她看。他也依舊充滿孩子氣的勝負欲，說逝去的巫寧坤，“英文很好，但法文就不行了，才考70多，我大三才開始學法文，一考就是99。”
一位觀眾在豆瓣留言，說他們“幾乎是人類衰老后最美的樣子了”。
一群pure的人
在成為“大師”前，他們本就是一群毛頭少年。
會抱怨學校的條件。教室是鐵板房，干打壘的墻，木格的方窗子，上頭沒有玻璃，糊的是竹紙；一個椅子拐出一個羊腿把，用來放書記筆記，“比我中學差遠了”；學生宿舍是茅草房，20張雙人床，一屋40人。最可怕的是臭蟲，“最初咬得睡不著覺，渾身都癢”，后來漸漸習慣，拿個玻璃瓶子，逮著臭蟲就放進去，“反正你咬你的，我睡我的，處于‘和平共處’狀態(tài)”。
會得意于搶飯的技巧。“第一碗不要盛太滿，一定要盛半碗，這樣吃完了才有機會去盛第二碗。”
會吐槽“名師天團”的水平。許淵沖說：“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文課。”楊振寧“打臉”：“有點亂，不系統(tǒng)化。”巫寧坤更直言不諱：“課堂上學不到什么東西，還是課下和老師同學溝通更有意思。”
然而這里又并非桃花源、象牙塔。抗戰(zhàn)烽火激起了書生意氣，從長沙轉移至昆明，244名學生、11名教師組成“湘黔滇步行團”，長途跋涉68天，一路上常借宿農家茅舍，與豬牛同屋，雨雪交加時以油布蔽雨。在艱苦而浪漫的“長征”中，有人記日記、寫散文，有人作詩、繪畫，有人搜集民歌、采集標本。2019年，徐蓓見到了步行團唯一健在者、101歲的北京理工大學教授吳大昌。當年，他曾榮獲“步行矯健獎”，如今仍堅持每天在操場上走三圈。攝像機拍下他悠然散步、伸臂墊腳做拉伸的畫面，“看上去只有80多歲”。
“湘黔滇步行團”中，劉兆吉竹竿架傘錄民歌。（《九零后》插畫劇照） 大批學子投筆從戎，穆旦參加了入緬遠征軍，在螞蟥、痢疾肆虐的熱帶雨林死里逃生；許淵沖進了飛虎隊，負責將軍事情報譯成英文，送給陳納德大隊長。外文系的學生繆弘，作為“漢奸”的兒子毅然從軍。“我們一塊兒考上譯員訓練班，當翻譯官，訓練傘兵部隊。”2017年，94歲的羅振詵對徐蓓說。
1945年7月31日，廣西丹竹機場，羅振詵和繆弘寫好了遺囑。日軍打得瘋狂，羅振詵聽到傷兵們描述一個翻譯官的陣亡：“進攻時，同組的美國兵怕死，退下去了。作為翻譯官，他也可以跟著撤退，但他沒有臨陣脫逃，而是和戰(zhàn)士們一起沖鋒，被敵人的狙擊手擊中要害。”那個翻譯官就是繆弘，犧牲時，才19歲。11天后，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熱愛寫詩的繆弘，留下遺詩《趕快》：“寧愿閉起雙目，以免再看見人間的不平；寧愿堵住兩耳，以免再聽到壯烈的聲音。”
廣西丹竹機場，繆弘沖鋒的背影。（《九零后》插畫劇照） 同樣愛詩歌的還有楊振寧和鄧稼先。在西南聯大校舍東墻根的樹旁，他們常一起念古詩，一個拿著書看，另一個在背，就像兩個親兄弟。1950年，拿到博士學位的第九天，鄧稼先登上了“威爾遜總統(tǒng)號”輪船歸國，前往戈壁荒漠，開始了研究原子彈的艱難歲月；1957年，楊振寧、李政道摘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后，各自寫信給恩師吳大猷——那個曾在昆明菜市場撿牛骨頭、拾菜葉給妻子熬湯的“中國現代物理學之父”。
上圖：1941年，趙瑞蕻和楊苡夫婦在昆明西南聯大。
下圖 ：1949 年，鄧稼先（中）與楊振寧（左）、楊振平（楊振寧的弟弟）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合影。 《九零后》結束于鄧稼先。在校園里，鄧稼先贊賞一個人的用語是“pure（純粹）”，這個標準，既評價別人，也要求自己，以至同學們干脆就叫他“pure”——真好像是一個透明的人。
在徐蓓看來，這不只是說鄧稼先。西南聯大校友們的人生，就在這個“pure”里。
“老年應當在日暮時燃燒咆哮”
在《鄧稼先》一文中，楊振寧寫道：“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羅布泊，馬革裹尸的戰(zhàn)場，不知道稼先有沒有想起過我們在昆明時一起背誦的《吊古戰(zhàn)場文》？”《九零后》里，徐蓓用了三次《吊古戰(zhàn)場文》。“浩浩乎！平沙無垠，夐(xiòng)不見人。河水縈帶，群山糾紛……”它是兩位摯友青春的銘記，是聯大學子奔赴沙場的寫照，是鄧稼先置身蓬斷草枯中的漫漫歲月。
這是社會人類學的眼光。在徐蓓看來，無論是昆明黑龍?zhí)兜奶泼贰⑺伟?，還是聯大圖書館昏暗燈光中，學生們又搶位子又搶書的狀態(tài)，“很多人一晃而過的信息，我的眼睛會停留下來”。
1989年，徐蓓考入四川大學英語系，畢業(yè)后去了重慶電視臺國際部。上世紀90年代，從上海電視臺的“紀錄片編輯室”到中央電視臺的“生活空間”，“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使紀錄片前所未有地貼近普通人的生活命運。“新紀錄運動”的風潮中，徐蓓踏上紀錄片之路，從希望工程、三峽移民到城市化、“三農”問題，聚焦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如此10年。
2006年，徐蓓拿到英國外交部的志奮領獎學金，進入劍橋大學，讀社會人類學。如果說劍橋給了她更宏闊的視野，“站在世界甚至宇宙的維度想問題”，社會人類學則給了她另一副眼鏡，平等、精準、細微。
2012年12月，徐蓓接到《大后方》的創(chuàng)作任務。這是一個“命題作文”，她在中山四路上徘徊許久。那是重慶的一條老街，原國民政府所在地，戴笠的公館，旁邊的曾家?guī)r50號，是周恩來的公館。
拍攝歷時3年，這是第一次，紀錄片的鏡頭穿越硝煙紛飛的前線，對準支撐抗戰(zhàn)的四萬萬民眾?！洞蠛蠓健防锍鰣龅?，都是普通人的傳奇——趕著中央大學的雞鴨牛羊豬一路向西游牧的校工王酉亭，以一己之力幫助完成“東方敦刻爾克大撤退”的盧作孚，在甘肅玉門打通石油生命線的翁氏一門，一手建立戰(zhàn)時醫(yī)療系統(tǒng)的林可勝，還有滇緬公路的民工，田間勞作的農民，轟炸后在殘垣上寫下“愈炸愈強”的重慶人……
2015年8月，徐蓓得到《大后方》在重慶衛(wèi)視首播的消息。她在朋友圈寫道：“此時此刻，坐在曾經是防空洞的米粉店，對著一碗貴州羊肉粉，看著夜色中的車流，眼淚流下來。”
這些年關注西南聯大，星光熠熠的“大神”之外，那些淹沒在歷史塵埃的普通人，更令她心有所感。
羅振詵，1944年就讀于西南聯大經濟系，后來到一所中學教書，直至退休。聯大群星中，他是黯淡的平凡人，一生坎坷，卻沒有半句對命運的憤懣牢騷。兩年后，徐蓓給羅振詵的兒子寄去一套西南聯大的書。那時，羅振詵已住院多日，兒子把這套書放在他的枕邊，第二天清晨，發(fā)現父親已安詳地走了。
“采訪他們，態(tài)度比技巧更重要。他們都是pure的人，溫和敦厚，有赤子之心。”徐蓓說，“無論平凡還是不凡，都有從骨子里長出來的體面和尊嚴。”
電影里，這些“九零后”們一一登場，在銀幕前定格住滿漲的生命。就像巫寧坤所翻譯的那首狄蘭·托馬斯的詩：“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老年應當在日暮時燃燒咆哮。”
90歲的焊接工程專家潘際鑾，干的不比一個年輕人少。采訪結束，他下樓掃了一輛共享電動車，騎上絕塵而去，留下徐蓓等一眾驚呆，忘了記錄下來。
96歲的“兩彈一星”功勛獲得者王希季，仍將“中興業(yè)，須人杰”的校歌記在心中，每天堅持上班。
98歲的許淵沖坐在電腦前，一個指頭一個指頭地敲擊著鍵盤：“我翻莎士比亞再翻王爾德，又翻了亨利·詹姆士，難在自覺，貴在堅持。”
紀錄電影中，“ 九零后”的晚年生活依舊充盈忙碌。
圖為98歲的許淵沖、100歲的楊苡、96歲的王希季、101歲的吳大昌。 《讓子彈飛》的原著者馬識途，在病床上抱著當年搞地下革命的態(tài)度奮力寫作。初稿完成時，醫(yī)生發(fā)現他肺上的腫瘤陰影不見了。他說：“咋個，癌魔和我斗，落荒而逃了嗎？”2019年，徐蓓見到了抗癌成功的老先生。“我今年105歲了，眼睛也瞎了，耳朵也聾了，好在我的腦子沒有糊涂。”一口川音利落脆爽。
100歲的楊苡拿著音樂播放器，安靜地聽著老歌。巴金說，長壽是個懲罰；楊苡說，活著就是勝利。“Make the most of every day，每一天一定要做得最好。”
拍攝時，徐蓓在不大的房間里鋪下兩節(jié)軌道。“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的歌聲里，楊苡的身影在鏡頭中漸漸拉遠。拍完后，徐蓓上前告別，發(fā)現她在流淚。“我一下抱住她，她在我耳邊說：Just for you（只是為你）。”（本刊記者 許曉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