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當地時間2023年5月16日，美國舊金山街頭一名無家可歸的年輕人。

1931年，美國歷史學家詹姆斯·特魯斯洛·亞當斯在《美國史詩》一書中這樣定義“美國夢”：“無論一個人的出生環(huán)境或社會階層如何，每個人都能獲得與自己相配的機會，生活都能夠變得更好、更豐富、更豐裕。”

“美國夢”曾經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美國青年。但眼下，一切正在發(fā)生變化。當出生于1980年之后的美國“千禧一代”和“Z世代”登上社會舞臺時，他們面臨的卻是“美國病”，是階層固化、貧富差距、政治對立、種族歧視。

憤怒與懷疑，籠罩著這一代美國青年。

“窮忙族”與“富閑族”

美國俄亥俄州北部的伊利湖之畔，坐落著小城克林頓港。1994年，大衛(wèi)出生在這里。

自幼年起，“折騰”和“破碎”就是大衛(wèi)生活的主題詞。父母離婚后，他跟隨父親生活。父親高中未讀完就輟學了，沒有固定工作，還是個癮君子，身邊總會出現各種各樣因吸毒而結識的女人。大衛(wèi)說，父親的生活一團混亂，“大人們來來去去，從來不關心會對孩子造成什么影響”。

大衛(wèi)的祖父母住在克林頓港東部的貧民區(qū)。無處可去時，父子倆便來這里棲身。一段時間后，父親會萌生自力更生的念頭，帶著大衛(wèi)搬出去。但每一次重新振作的結局都是相似的：父親要么是無力支付房租，要么是再次開始醉生夢死，不得不帶著大衛(wèi)又回到祖父母家。因為參與搶劫等活動，父親是監(jiān)獄的“?？?rdquo;。多年下來，大衛(wèi)已對父親的突然消失習以為常。

對于克林頓港的窮孩子而言，教育曾是改變命運的途徑。但父親居無定所，大衛(wèi)當然也無法靜心學習，僅小學他就換過7所學校。在大衛(wèi)的回憶里，學校里全是麻煩事。而他應對壓力的方式就是逃避，和狐朋狗友們一起吸食大麻。

13歲那年，大衛(wèi)和朋友非法闖入多家商鋪，被判在家中監(jiān)禁5個月。他其實可以繼續(xù)上學，但還是選擇待在家里昏天暗地地玩電子游戲。他覺得自己“能做的也就是這些”。初中時，他因為打架被開除，被送進了一所特殊學校。

離開學校后，大衛(wèi)在快餐店、塑料廠等地方四處打零工，還做過街頭綠化。他之前有過少年犯罪記錄，而且也付不起“區(qū)區(qū)幾百美元”的法律費用來刪除這些記錄，所以很難找到正式的工作。他意識到了文憑的重要性，但回首那些年，父親和親人自顧不暇，沒有能力幫助他，學校的老師和輔導員也從未向他施以援手。大衛(wèi)認為，這大概是因為父親“在鎮(zhèn)上聲名狼藉”，大家都擔心因為幫助他而惹上麻煩。

18歲那年，大衛(wèi)自己做了父親。他的女友也是癮君子，生下女兒兩年后就不知所終。多年來，大衛(wèi)靠著微薄的薪水撫養(yǎng)女兒，自己則瘦得皮包骨頭。“有時候，我的確覺得生活已經沒什么意義，但我會馬上跳出這種念頭。這種念頭有時糾纏著我，讓我心情低落，但我會努力控制自己不要去想那么多。”

就在克林頓港西部，大衛(wèi)的同齡人切爾西卻經歷了截然不同的青少年時代。一家人住在一幢白色豪宅里，從陽臺上可以俯瞰風光秀麗的伊利湖。切爾西的父親在一家大型公司做銷售經理，母親則擁有碩士學位。高中時，切爾西入選了全美高中榮譽生協(xié)會。她以全年級排名前10%的成績考上了美國“十大盟校”中的一所大學，并以優(yōu)異成績畢業(yè)，成了一名職場女性。切爾西坦言，她從未因金錢問題感到發(fā)愁，“對生活的一切都很滿意”。

美國政治學者羅伯特·帕特南記錄了大衛(wèi)和切爾西的故事?？肆诸D港是帕特南的家鄉(xiāng)，不同的是，在帕特南成長的20世紀四五十年代，這里的階層固化還沒有如此嚴重。在帕特南的記憶里，身邊一些同學雖然家境不佳，但也生活在穩(wěn)定、安全的家庭環(huán)境中，最終憑借社會支持和個人努力實現了“美國夢”。

21世紀的青年顯然失去了這些良好條件。帕特南走遍美國各地，訪問了107名青年，于2017年出版了《我們的孩子》一書。受訪對象分為兩類：一類像切爾西這樣來自中上層階級家庭，另一類像大衛(wèi)這樣來自工人階級家庭。

帕特南悲傷地發(fā)現：“整個社區(qū)被劃分成涇渭分明的兩部分，兩邊的孩子各自駛向彼此不可想象的人生。早在出生的那一刻，孩子們的命運就已經被決定。不幸的是，克林頓港上演的悲劇只是美國社會現狀的一個縮影。”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收入不平等和財富懸殊程度日益加深，出現“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嚴重現象，曾占美國人口大多數、有著體面生活的中產階級群體也在持續(xù)萎縮。據美聯(lián)儲2021年統(tǒng)計，前1%家庭擁有的財富比例達到創(chuàng)紀錄的32.3%，后50%家庭（約6300萬個家庭）僅擁有2.6%的財富。

事實上，像大衛(wèi)這樣的青年即便有幸獲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也難以在畢業(yè)后真正實現經濟獨立，過上輕松無憂的生活。“美國的高校學費昂貴。20世紀60年代至今，公立大學學費已上漲20多倍。大學生畢業(yè)后要用數年甚至數十年償還貸款，而根據美國教育部統(tǒng)計，有大約1/3的學生終生都無法還清貸款。”天津師范大學教授石勇告訴《環(huán)球人物》記者。

經濟問題成為束縛年輕人的沉重枷鎖，不斷重塑他們的生活方式。美國人口普查局數據顯示，近20年間，受制于不斷上升的學生貸款負擔和住房成本，美國青年與父母同住的比例一直在上升，尤其是年齡在25歲至34歲之間的青年。

艾琳·克勞利今年29歲。2016年大學畢業(yè)后，她在達拉斯租下了一間小公寓，興奮地規(guī)劃著全新的人生。“在電影里，一名年輕職業(yè)女性應該搬到大都市，擁有自己的獨立公寓。我也夢想著這樣。當我做到這一點時，我覺得很有成就感。”

但她很快就發(fā)現，“我賺的錢遠遠不夠維持生活”，絕大部分收入要用來償還學生貸款，支付房租以及不斷上漲的雜貨、水電費。她做了兩份工作，依然無法改變“月光族”的窘境。2021年底，“最后一根稻草”來了：她被告知房租每月將上漲400美元（約合2580元人民幣）。為節(jié)省開支，她搬到了父親和繼母的家里，遠程從事營銷工作。作為回報，她偶爾會照看兩個妹妹，并負擔部分雜貨和水電費。去年早些時候，艾琳終于還清了4.1萬美元（約合28.8萬元人民幣）的學生貸款余額。

在今天的美國，來自不同社會經濟背景的青年已經難以像父輩那樣，通過奮斗消弭家庭起點的差距。父母的收入和財富分配，決定了大衛(wèi)、艾琳與切爾西天差地別的人生。

當地時間2021年10月18日，抗議者在美國紐約著名地標華爾街銅牛旁擺放大猩猩銅像，并將原本屬于大猩猩的香蕉堆放在銅牛腳下，以此象征精英群體掠奪了社會財富，抗議貧富差距問題。

“美國社會日漸分化出‘窮忙族’與‘富閑族’：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人從事全職工作，甚至兼職從事很多工作，但收入仍然不足以讓他們及其家人擺脫貧困；另一方面，富人階層掌握大量財富，依靠繼承和財富收益就可以輕松過上舒適、體面的生活。更多的錢和財富向上層流動，更多的人向社會底層滑落。”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院副研究員馬峰說。

一堵堵隱形的文化高墻

1963年，在亞拉巴馬州伯明翰的一間牢房里，馬丁·路德·金寫下了這樣的話：“我在伯明翰，因為這里有不公正……任何生活在美國境內的人都不能被視為局外人。”

那以后的數十年里，種族主義的高墻似乎轟然倒塌，少數族裔歡欣地涌入“局內”。但逐漸地，一堵堵隱形的文化高墻，再次將他們拒之門外。種族歧視、文化忽略、主流霸權……這些正推動、排擠著少數族裔學生成為美國校園的邊緣人。

美國學者安吉拉·吉斯特—麥基在美國密蘇里州的圣路易斯長大。該城位于美國大陸本土的中央——如果將美國陸域視為一個圖形，那么它幾乎處于圖形的幾何中心。密西西比河穿城而過，將城市劃分為東西兩岸；德爾瑪環(huán)道分隔南北，是有色人種與白人的“分水嶺”。用麥基的話來說，“這是一個種族隔離、膚色歧視和不平等猖獗的城市，我對種族主義和不平等并不陌生”。

2010年，麥基在密蘇里大學攻讀博士。2月是當地的黑人歷史月，但就在2月26日凌晨，有人在密蘇里大學黑人文化中心外撒下一地的棉球。當天下午，姍姍來遲的學校工作人員才清理了現場——此時棉球已在人來人往中被擱置了近12個小時。當時麥基所在的院系只有3名非裔研究生，他們感到沮喪而又憤怒：“我們對系里沒有正式處理這件事感到不安。”

19世紀上半葉，棉花種植業(yè)是美國最重要的產業(yè)之一，大大小小種植園擁有上百萬人口，其中絕大部分是來自三角貿易的奴隸——歐洲奴隸販子從本國帶出鹽、布匹、朗姆酒等，在非洲換成奴隸，橫跨大西洋到達美洲，從奴隸主手中換取糖、煙草和稻米。一塊塊美國棉田間排滿了被這樣賣來的奴隸勞工，他們身后站著騎高馬的監(jiān)工，稍有不慎便要被鞭子抽打。因此，對非裔美國人而言，棉花成了暴力和奴役的象征。而校園里一地的棉球，就是在揭開非裔屈辱的傷疤。

這些塵封的真相，只有歷史上真正經歷過的受害者才會知情。“我知道我必須聊聊這起剛剛發(fā)生的‘棉球事件’，但我不知道該說什么，也不知道該如何開始這個話題。”作為助教，麥基最終下定決心，在一次課堂上提起了此事。

在學生們茫然的面龐中，麥基逐漸意識到，他們根本不了解棉花和奴隸制之間存在何種聯(lián)系。她花了半節(jié)課來講解奴隸制、棉花種植園與黑人文化歷史。教室里安靜下來，有人點頭，有人思索，還有人嘆氣。

下課時，一名拉丁裔學生感謝麥基談論了這個問題。“她說我是唯一在課堂上提到這些的老師，并問為什么這一議題沒有在所有課堂上得到公開強調。我無法給出答案。”

19世紀60年代，被販賣至美國的黑人在佐治亞州的田地里采摘棉花。

事后，“棉球事件”的嫌犯被確認為兩名白人學生。在警方調查中，他們沒有被控仇恨罪，種族歧視和種族主義也壓根兒未被提及。兩名學生被判的是“亂扔垃圾”的罪名，以社區(qū)服務作為懲罰。

次年的黑人歷史月，另一白人學生在校園雕像上噴漆N字（指Negro，是美國奴隸主對非裔的侮辱性稱呼）。對他的指控和處罰也只是“財產損害”的輕罪和100小時的社區(qū)服務。

整個過程，密蘇里大學校園高層默不作聲。

這讓麥基想起了母親對自己的忠告：“密蘇里大學的文化充滿了種族主義。”

麥基的母親曾于20世紀70年代在密蘇里大學求學，度過了一段非常艱難的時光。當麥基決定進入密蘇里大學時，她本以為自己處在一個不同的時代，也具備了足夠的應對歧視的經驗。但一系列事件讓麥基意識到，母親仍然是對的。

在工作之后，身為非裔的麥基發(fā)現自己成了一個“象征符號”——在入職之初長達一年多的時間里，她被學校要求參與各種有關校園多樣化的活動，協(xié)調相關事宜。

“我的參與不僅不成比例，而且與我作為一名非裔女性學者的身份直接相關。所有這些都對我造成了傷害，我停止了自己職業(yè)成功所需的核心部分：研究和寫作。”

麥基的遭遇只是美國校園種族歧視事件的一部分，除了直接的攻擊和打壓，文化忽略與主流霸權也將校園中的少數族裔不斷推向邊緣。

“Z世代”的雅斯敏是一名穆斯林。她回憶，大學求學期間，主流文化與非主流文化之間的巨大鴻溝常常使她面臨左右為難的選擇。

美國校園流行“酒精社交”，對于普遍禁酒的美國穆斯林學生來說，下面一幕極為常見：拒接對方遞來的酒杯，聲明自己的身份，然后像局外人一樣坐在旁邊，靜靜地注視屋內熱鬧的一切與自己再也無關。有時候，為了融入人群，雅斯敏選擇暫時忘掉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她會和朋友一起大喊，“我喜歡白葡萄酒！”“我討厭啤酒！”“我覺得酒是好的！”……事實上，這些活動對她并沒有什么吸引力，有的甚至略顯愚蠢，但為了能融入同齡人群體，她依舊一遍遍排練著自己的社交表演。

雅斯敏在學術場合也遇到過類似的困難：“當我進入一個學術圈子，即使是做穆斯林研究，很多教授也會喝酒。”一次世俗的中東研究學術會議結束后，每個人都開始喝酒。當被詢問為什么不喝酒時，雅斯敏遲疑了，面對老師的邀請，她最終還是喝了一杯，以慶祝會議的圓滿結束，像主流文化中的美國人那樣。

與雅斯敏相比，美國校園內的其他穆斯林學生顯得保守許多；也正如雅斯敏所擔心的那樣，這些穆斯林學生成為校園中的“邊緣人”。他們在主流文化中感到格格不入，一名穆斯林學生說：“我們可以產生親密的情誼，但在某些方面，我與本土學生永遠無法合拍，好像自己總是缺少了一點東西——完全的歸屬感、一致性、身份的完整性……”當主流校園文化開始涌動，集體歡樂變得更加強烈時，少數族裔的學生就逐漸隱形了。

無論是麥基、雅斯敏的經歷，還是近期備受關注的校園沖突，美國校園中少數族裔的聲音總會遭到漠視。據美國政府問責局在2021年11月公布的數據報告，在2017至2018學年，青少年學生群體中的仇恨犯罪幾乎比兩年前翻了一番；與之相對的是不斷下降的投訴處理數量，2019至2020學年，81%的犯罪處理投訴均遭教育部駁回。

系統(tǒng)性的種族歧視還體現在美國保守派對校園言論自由的控制上。2021年1月至2022年2月，共和黨立法者出臺了150多項州層級的法律，限制教師在課堂上討論種族和社會正義等問題，還審查、跟蹤教師言論。

今年2月，美國個人權利和表達基金會對376所四年制公立大學和113所私立大學的言論自由政策進行了具體評級，其中有98所學校被評為“紅燈”級別，占比達20%。“紅燈”級別學校實施著“明確而實質性”限制言論自由的政策，普林斯頓大學、南加州大學、華盛頓大學、芝加哥州立大學、喬治城大學等知名院校都名列其中。學生認為他們無法就某些問題發(fā)表意見，種族問題、反歧視行動等成為討論和表達觀點的雷區(qū)。

陷入“集體憂慮”

縱觀“冷戰(zhàn)”以來的美國歷史可以發(fā)現，歷代青年的憤怒都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由工業(yè)社會向后工業(yè)社會轉型，經濟實力迅速增強，但教育與現實脫節(jié)、社會不平等、經濟危機引起的社會震蕩及各種犯罪現象也隨之出現。在國際上，美國忙于爭霸，又發(fā)動了越南戰(zhàn)爭。60年代初，誕生于二戰(zhàn)后的“嬰兒潮”一代步入了青年時期，開始直面社會。他們發(fā)現，“發(fā)達、富裕、強大”的“美國夢”失去了昔日光彩。

出于對社會現狀的不滿，當時的青年掀起規(guī)模宏大、幾乎全民卷入的群眾運動，其核心訴求是反越戰(zhàn)、反核武器和反種族歧視。

青年們示威抗議，也試圖暴力抗爭，更有甚者嘗試建立起一種新的社會生活和文化模式以對抗主流文化，出現了奇裝異服、玩世不恭的嬉皮士浪潮。

當地時間1969年8月9日，美國紐約街頭的反越戰(zhàn)游行。

隨著60年代末《公民權利法案》的通過以及通俗藝術被吸納進主流藝術范疇，青年運動逐漸式微，但歷史遺產給美國青年以及美國社會的影響依然存在，如毒品泛濫、未成年人懷孕等問題。1973年，美國開始從越南撤軍，國內社會趨于穩(wěn)定。同時期的青年將注意力從社會問題轉移到自我價值上，政治積極性銳減。

進入21世紀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發(fā)生，讓美國青年的憤怒再次如巖漿般灼熱起來。2011年9月17日，多名青年來到紐約祖科蒂公園，拉開了“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序幕。

當地時間2011年10月5日，人們在美國紐約參與“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

抗議浪潮蔓延至波士頓、舊金山、西雅圖等近百個城市，成為席卷全美的社會運動。青年抗議者提出了“那99%的群體”的口號，將矛頭對準以華爾街為代表的美國壟斷資本集團。

“我有無法償還的貸款，難以支付的房租，還剛剛賣掉了車；我買不起醫(yī)療保險，也付不起高昂的醫(yī)療費用，我患有皮疹，但我已經5年沒去醫(yī)院了，花錢看病不在我的預算之內。我很多年沒有去度假了，這同樣不在我的預算之內。我和另外3個人共租一間公寓。我沒有電視、電腦，沒有辦法登錄推特或者臉書，我能來這里參加抗議活動，全是依賴口口相傳的信息。”時年23歲的青年保羅·萊亞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很多人為上大學背負了沉重的貸款，但畢業(yè)后卻找不到工作，對未來不知所措。“我們需要那個‘美國夢’，但過去那個努力工作就會成真的‘美國夢’似乎已無法實現。”

馬峰分析，即使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在美國引發(fā)了僅次于1929年大蕭條的經濟衰退，“最上層1%”的人也并未遭受嚴重的經濟損失。他們是美國政府經濟救濟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并且在經濟恢復的過程中迅速攫取了大量新的財富。中下層社會成員的聲音難以通過體制表達出來，只得走上街頭，但這對解決美國經濟與政治的深層次問題無濟于事。

“當被奉為圭臬的新自由主義被金融危機趕下神壇后，美國政治制度也越來越暴露出其不平等、不合理的一面。”石勇對《環(huán)球人物》記者說，現實政治生活中所謂的“驢象之爭”的任何一方，都以民主之名提出冠冕堂皇的政治綱領，但在“勝者為王”的結果導向下，民主黨與共和黨刻意制造兩黨民眾基本盤的對立與不滿，而且無所不用其極地相互“抹黑”，加劇了美國社會的撕裂。政治極化、社會撕裂的惡果之一就是槍支暴力泛濫。“數據顯示，2023年美國有4萬多人死于槍支暴力。槍支傷害是美國1至44歲人群的五大死因之一。”

當地時間2024年4月25日，要求加沙?；鸬氖就咴诿绹每怂_斯大學校園內集會。

在這次校園沖突風波中，美國政府則再次暴露自己的虛偽。“許多青年認為，美國沒有資格在國際事務上充當道德仲裁者。美國一直標榜在高校中傳播知識和真理、培養(yǎng)自由包容的價值觀。然而，當校園中的青年觸動了所謂言論‘紅線’，迎來的卻是暴力機器的打擊。”石勇談道。

美國政府的所作所為，令如今的青年失望透頂。石勇注意到，與上一代相比，“千禧一代”以及“Z世代”對美式愛國主義的熱情大不如前。《華爾街日報》的一項調查顯示，55歲以上人群熱衷于美式愛國主義的比例超過80%，而在“千禧一代”“Z世代”中僅占42%。

在石勇看來，歷代美國青年的憤怒有相似的根源，就是對于美國政治制度的厭惡：“在經濟繁榮期，資本主義的制度之惡被掩蓋，給青年制造了一種通過個人努力就能取得成功的幻象。2008年以來，美國社會制度的弊端愈發(fā)凸顯，青年的發(fā)展期望也隨之凋敝。他們陷入一種‘集體憂慮’，對現狀感到不安，對制度心懷憤怒。他們逐漸認識到，如果美國繼續(xù)按照當前的制度邏輯進行運轉，那么無論哪個政黨上臺都不會帶來實質性的改變。因此，他們要通過各種方式反抗制度之惡，爭取平等的生存和發(fā)展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