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初年的庾亮曾對人說,竹林之游的事,“中朝不聞,江左忽有此論,皆好事者為之也”。“中朝”指西晉,按照這句話的說法,似乎“竹林七賢”的提法,是衣冠南渡后才流行起來的,而這時,七賢中年紀最小的王戎也已去世了。
陳寅恪先生根據(jù)這條記載和其他材料,認為“竹林七賢”是一個后來才發(fā)明的組合,阮籍、嵇康他們自己是不知道的。
所謂“七賢”,最早的提法源自《論語》: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憲問》)
孔子說,賢人能夠避開亂世,避不開亂世也會避開動亂的地方,避不開動亂的地方也能避開臭臉,避不開臭臉也不至于挨罵。又說,按照這四個標準,達標的總共有七個。
具體是哪七個人,《論語》里沒記下來,歷代注釋者也說法不一。但是總之,這七個賢者都是隱士。所以后世討論隱士的時候,也要湊足七個。
而所謂“竹林”,則是從佛經(jīng)來的。東晉時,僧人喜歡“格義”,拿佛經(jīng)的內(nèi)容和中國傳統(tǒng)思想相比附。佛教里的“竹林精舍”也被挪過來,成為中國隱士們飲酒聚會的地方。但實際上,當時嵇康他們聚會,并不在某個竹林里。
陳寅恪的這番高見,引發(fā)了無數(shù)后續(xù)爭論。大體說來,“竹林”來自佛教的說法,顯得證據(jù)不足。中國人喜歡竹子,魏晉時雖然氣候寒冷,但北方的竹林也沒有消失。最多只能說,嵇康他們的故事,在傳播過程中和“竹林精舍”的傳說發(fā)生了互相滲透。
但“七賢”是拼湊而來,卻很有可能。阮籍和嵇康被后世推崇,山濤是嵇康的朋友、阮籍的同事;再由嵇康引出向秀和劉伶,由阮籍引出阮咸和王戎——這七人大概彼此認識,但年齡差距很大,人生選擇不一,經(jīng)常湊在竹林里肆意酣暢,這種機會并不多。
在這里,和嵇康有關(guān)的,一為劉伶,一為向秀。
推論劉伶和嵇康的關(guān)系可能親密一些,理由僅僅在于劉伶是沛國人,和嵇康算是大同鄉(xiāng)。但存世的嵇康作品中,沒有提到過劉伶?!妒勒f新語》里劉伶的故事,也更多是他單獨出現(xiàn)。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容止》)
劉伶的作風(fēng)和嵇康有相似的地方,比如兩人都“土木形骸”,把身體當作泥土木塊,毫不珍惜。傳說劉伶出門,常常坐著一輛破車,帶著一壺酒,讓人扛著一把鏟子在后面跟著,“死便埋我”。從這個細節(jié)也可以看出,劉伶還是有錢人,能每天帶著一個傭人招搖。
再比如,兩人都不注意形象。嵇康身高七尺八寸,是龍章鳳姿、天質(zhì)自然的美男子,臟兮兮的反而別有風(fēng)味。劉伶卻是個丑陋的小矮子,再加上臟,外貌協(xié)會第一時間就把他開除了,人氣自然不可能和嵇康相比。
不過,劉伶也有自己的長處。“任誕門”中劉伶的兩個小故事都比較有名。一個故事是,劉伶在屋里裸體。有人看見了,就譏諷他。劉伶說:“我把天地當作房子,房子當作內(nèi)褲,你們鉆到我的褲頭里來干嗎?”
另一個故事的細節(jié)更豐富:劉伶喝酒太多,得了“消渴疾”,也就是今天說的糖尿病。糖尿病人不宜喝酒,劉伶向妻子要酒,妻子把酒潑了,酒器也砸了,哭著說:“你喝得過頭了,不是養(yǎng)生的道理,一定把酒戒了。”劉伶說:“你說得很好,但戒酒是大事,不能隨便對待,唯有向鬼神祈禱才能發(fā)誓戒酒,快點把祭神的酒肉準備好!”
女人照做了。劉伶于是跪在神像前,說了這樣一段話:“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大意是:“上天生下我劉伶,喝酒就是我的命。一頓起碼喝十斗,酒病還需酒來醫(yī)。女人從來廢話多,男兒謹慎不可聽。”他把酒往嘴里倒,肉往嘴里塞,轉(zhuǎn)眼就大醉了。
從這兩個故事可以看出劉伶的特點,一是放開膽子說大話,二是繞著彎子抖機靈。阮籍、嵇康看起來狂縱,但越品讀越能感受其中的苦澀。劉伶卻似乎沒什么難言的苦衷,只是歡脫地玩著行為藝術(shù)。他后來循例做了官,雖然不得升遷,但想必也不在乎?!稌x書·劉伶?zhèn)鳌诽匾鈴娬{(diào)他“竟以壽終”——那年頭,這是難得的福報了。
七賢里,只有向秀確實是嵇康的親密朋友。在有限的存世文獻中,充滿了向秀和嵇康的互動記錄。
向秀字子期,也是河內(nèi)郡懷縣人。他和嵇康結(jié)識,很可能是因為山濤。不過,除了躲避曹馬之爭的那一段隱居生活,山濤的主要精力花在仕途上,即使后來他仍珍惜這段友誼,但與嵇康一起暢飲玄談的機會不太多。向秀則不同,他時時在嵇康身邊,如果說嵇康是人中龍鳳,向秀則是伴隨他的一抹煙霞。
鐘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鐘要于時賢俊之士,俱往尋康??捣酱髽湎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鐘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簡傲》)
這個著名的場景,主角是嵇康和鐘會,但離不開向秀的襯托。
嵇康打鐵是一個隱喻,“天地為爐兮萬物為銅,陰陽為炭兮造化為工”,掄著鐵錘沉浸在鍛造的感覺中,嵇康自己就仿佛是天地造化。他和鐘會很長時間不說一句話,是天之道與人之道的對峙。
向秀鼓排也是一個隱喻。“排”是風(fēng)箱,更古老的名字叫“橐龠(音同陀岳)”,《老子》第五章說到天地之間豈不像個風(fēng)箱一樣嗎?空虛而不枯竭,越鼓動風(fēng)就越多。話說得越多,反而越快窮盡,不如保持虛靜的中道。向秀鼓動風(fēng)箱的動作,仿佛對嵇康無言的提醒:不要說話。
然而,嵇康終于還是開口了。
鐘會和嵇康當然是完全不同的人,可老子這句話,卻仿佛同時預(yù)言了兩人的命運。
《世說新語·文學(xué)》里說到,向秀為《莊子》提供了一個空前精妙的注本,但不幸被有俊才而薄行的郭象剽竊了。今天讀到的《莊子》,都是郭象注釋的本子。如果《世說》的說法屬實,這些注釋絕大多數(shù)來自向秀,那么向秀堪稱是中國學(xué)術(shù)史上第一流的人物。
劉孝標注引《秀別傳》,提到了嵇康、呂安兩個好朋友對向秀注《莊子》的態(tài)度變化。他們開始對向秀注釋《莊子》的計劃并不贊成:“此書詎復(fù)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這書還需要注釋嗎?白白拋棄讀《莊子》的快樂罷了。
這正是《莊子》的觀點:魚竿是用來釣魚的,魚已經(jīng)釣到,魚竿就用不著了;捕獸夾是用來抓兔子的,兔子抓到了,捕獸夾也就用不著了。所謂“得魚而忘荃,得兔而忘蹄”,讀《莊子》貴在心意相通,已經(jīng)領(lǐng)悟了真意,就不需要注釋。
但是,把“得意忘言”的邏輯推到極致,何止是《莊子》不該有注釋,《莊子》這書根本就不該寫出來!這也是《莊子》的悖論:再怎么嫌棄文字,要想妙析奇致、大暢玄風(fēng),總還是離不開文字的。
所以,嵇康看到向秀的書后態(tài)度大變,贊嘆說:“爾故復(fù)勝不?”翻譯成今天的話就是,你還能再牛點嗎?
向秀與嵇康的友誼如此誠摯深厚,嵇康被殺后,向秀的表現(xiàn),讀來也令人格外唏噓。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言語》)
向秀終究還是到洛陽去做官了。以向秀的位階,司馬昭本來不一定要接見,但他還是想要見一見——當初蔑視自己權(quán)威的人,終于選擇了臣服,還有什么比這種見面更令人快樂的呢?
司馬昭問:“聽說你有箕山隱居的志向,為什么會到這里來?”
箕山是傳說中上古賢士許由隱居的地方。堯要把天下讓給許由,許由卻像受到侮辱一樣跑到水邊去洗耳朵。這時,許由的朋友巢父牽著牛過來,明白了前因后果后說,真清高就不該讓自己清高的名聲傳播在外,你這一洗耳朵,把水都弄臟了,我的牛還怎么喝?于是把牛牽到上游去喝水了。此后,“箕山之志”就成為糞土功名、高蹈徜徉的代名詞。
向秀回答:“巢父、許由不過是狷介之士,沒太多值得羨慕的地方。”有所不為叫狷,耿直強硬叫介。向秀雖然說巢父、許由(其實是說嵇康)不值得羨慕,但還是選擇了一個比較中性的表述評價他們。
于是司馬昭非常感嘆。他在感嘆什么?想必不僅僅為了向秀的說話技巧。看見向秀這樣既不得不屈服,又企圖捍衛(wèi)最后一點尊嚴,司馬昭會不會有一種俯視眾生的快感?他本可以再羞辱向秀一番,但最終沒有戳穿他?;蛟S,他還會被自己的善良感動吧?
不管司馬昭在想什么,每一個經(jīng)歷過司馬氏政權(quán)而活下來的人,恐怕都沒有資格嘲笑向秀的軟弱。
那種情形下,不想死就要出山做官,向秀還能說什么?正如他寫過一篇《思舊賦》,追思嵇康和呂安。寥寥幾行亡友臨別撫琴的經(jīng)典場面,然后剛開頭就煞了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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