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驚天動地事，

做隱姓埋名人”，

于敏用一生踐行了這句話。

作者：田亮

編輯：陳佳莉

“于敏是誰？”

這個名字出現(xiàn)在1987年“全國勞動模范”名單中時，其余4人都有詳盡的人物事跡介紹，唯獨關(guān)于于敏只有短短13個字：“于敏是核工業(yè)部科技委副主任。”

除此之外，人們對他幾乎一無所知。

30多年過去了，盡管于敏獲得了國家最高科學技術(shù)獎，又被授予“共和國勛章”等至高榮譽，盡管2021年熱播劇《功勛》已經(jīng)在很大程度上普及了他的事跡，但《環(huán)球人物》記者近日在進行于敏相關(guān)采訪時，仍有身邊朋友不知道他是誰。有些電腦輸入法依然不能默認打出“于敏”這個名字。

·《功勛》電視劇中于敏單元的劇照。

“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于敏真的用一生踐行了這句話。

今天是中國首顆氫彈爆炸成功55周年，作為“中國氫彈之父”，于敏這個名字值得被重提和銘記。

“國產(chǎn)土專家一號”

1961年1月12日，北京飄著雪花，第二機械工業(yè)部（簡稱二機部）副部長兼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長的錢三強把于敏叫到自己的辦公室，嚴肅地說：“經(jīng)所里研究，報請上級批準，決定讓你參加氫彈理論的預(yù)先研究。”

當時，美國、蘇聯(lián)和英國已相繼研制出比原子彈威力大幾十倍、幾百倍的氫彈。

“杜魯門跟艾森豪威爾都赤裸裸地講，他們決不能讓中國搞氫彈。”于敏回憶說。

1960年，蘇聯(lián)又撤走了全部在華專家。中國決定自主研發(fā)核武器。

二機部負責核武器的研制。作為二機部的科學家副部長，錢三強很了解有哪些“將”可遣“兵”可用。

為什么選中于敏？

1957年5月，日本物理學家朝永振一郎率團訪華，對于敏的才華和研究成果留下了深刻印象。日本代表團回國后發(fā)表文章稱，沒有海外留學經(jīng)歷、僅在北京大學學習過的于敏是中國“國產(chǎn)土專家一號”。

·20世紀60年代的于敏。

只是，當時一心從事原子核理論研究的于敏，要轉(zhuǎn)向氫彈預(yù)先研究，并非他的興趣所在。

“父親一生崇尚‘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他喜歡安安靜靜地搞基礎(chǔ)理論研究，最喜歡從事的工作是大學剛畢業(yè)時的量子場論研究，后來根據(jù)國家需要改行做的原子核理論研究也還是基礎(chǔ)理論研究。而氫彈研究是應(yīng)用研究，接受這個邀請，就意味著又一次改行，要放棄在原子核理論上取得的一切成就，隱姓埋名地投身于核武器事業(yè)。”于敏之子于辛說。

·2022年6月9日，于辛在北京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攝）

但對于這個影響一生的抉擇，于敏當即就答應(yīng)了。

“愛國主義壓過興趣。”于敏回憶說，“我們國家沒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獨立。面對這樣龐大而嚴肅的題目，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我過去學的東西都可以拋掉，一定全力以赴把氫彈搞出來。”

從此，于敏的名字就在原子核理論界，乃至整個物理學界“蒸發(fā)”了。

“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沒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強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回憶道。

“百日會戰(zhàn)”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轉(zhuǎn)年，毛澤東在聽取匯報時提出：“敵人有的，我們要有，敵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周恩來立即要求有關(guān)部門作出全面規(guī)劃。

于敏就是在這個時候率隊加入二機部第九研究院（今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論部（今北京九所）的，與主任鄧稼先和副主任周光召、黃祖洽、秦元勛、周毓麟、江澤培、何澤慧，共同被稱為理論部“八大主任”。

杜祥琬于1965年3月到理論部報到，那年27歲，是理論部里的小字輩。

他說：“當時，我們不分領(lǐng)導職務(wù)大小，一律以‘老’‘小’相稱。鄧稼先、周光召、于敏叫老鄧、老周、老于，我是小杜。大家常常在一起開‘鳴放會’，不管老小，誰有想法，都可以到黑板上去畫，去說。從不同的意見中發(fā)現(xiàn)每一點有價值的東西。”

·2022年6月7日，杜祥琬在北京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攝）

理論部聚集了全國的頂尖高手，但天才并不等于天然成功。

一條條途徑、一個個方案被提出來，經(jīng)過仔細討論和計算分析，又一個個被否定了，“山窮水復(fù)疑無路”是于敏等人當時常有的感覺。

為突破氫彈原理，于敏可謂廢寢忘食。有一次，妻子孫玉芹讓于敏去食堂買飯，他隨手拿了一個破底的塑料袋。包子和米飯裝進袋子里，沒走幾步就漏了出去，散落一地，惹得大家哄然大笑。

最終，理論部形成了幾種可能成形的方案，需要在計算機上進行大量的數(shù)值模擬計算。

1965年國慶節(jié)前夕，于敏按上級要求帶領(lǐng)幾十位工作人員前往上海，利用國慶假期使用J501型計算機抓緊驗算。

·1965年9月，于敏帶領(lǐng)一批年輕科研人員赴上海華東計算所對氫彈物理原理全過程進行分析計算。圖為科研人員在使用的J501計算機。

“核武器爆炸后，每個時間、空間點上，都有溫度、速度、壓力、加速度等物理量。計算機就把這些物理量計算出來后打印在A4紙大小的連續(xù)紙帶上。”杜祥琬說。

當時，打印出的字跡很不清楚，用手一摸打印紙，手上就會留下金屬燒蝕后的灰燼。于敏等人就是在這樣的紙帶上，往往一趴就是幾個小時，手上、衣袖上都是黑乎乎的一片，但個個依然熱情高漲。

經(jīng)過3個多月的分析、比較，于敏帶領(lǐng)同事們發(fā)現(xiàn)了實現(xiàn)氫彈自持熱核燃燒的關(guān)鍵，找到了突破氫彈的技術(shù)途徑，形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gòu)型完整的氫彈物理設(shè)計方案。”杜祥琬說，這就是后來所說的“百日會戰(zhàn)”。

·1996年，于敏在北京辦公室查閱計算機數(shù)據(jù)。

“三萬六千個毛孔全都舒服極了”

很多人看到過一組數(shù)字：從突破原子彈到突破氫彈，美國用時7年3個月，蘇聯(lián)為6年3個月，英國為4年7個月，法國為8年6個月，而我國僅用了2年8個月，創(chuàng)造了新的世界紀錄。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時，空軍飛行員駕駛轟—6甲型轟炸機，在預(yù)定著彈點成功投彈。

這顆全當量氫彈在距地面2930米的高度爆炸，天空中出現(xiàn)了“兩個太陽”。煙云上升到1萬米高的平流層，蔚藍的天空中出現(xiàn)了壯觀的蘑菇云。

·1967年6月17日，空軍飛行員駕駛轟—6甲型轟炸機在新疆羅布泊成功投放氫彈。

“這種心情只有經(jīng)歷過的人才能知道，從心提到嗓子眼上，到成功，心情是無法概括的。簡直不知道怎么形容，不只是欣慰，也不只是喜悅，是種說不出來的心情。前面提心吊膽得很厲害，知道成功了，好像五臟六腑、三萬六千個毛孔全都舒服極了……”于敏回憶道。

一個感人至深的細節(jié)是，在馬蘭基地參加核試驗的工作人員來自全國各個單位，他們互相保密。即使是一個單位的，被分在不同崗位，也互不知情。直到在核試驗時見面了才知道：“原來你也是干這個的呀！”

在于辛印象中，父親從不談起他的工作，只說是做科研。于辛說：“那時候，經(jīng)常有他的同事來家里探討工作，這時候媽媽就帶我和姐姐出去玩。”

直到1999年，于敏被國家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wù)聲r，于辛才真正知道父親具體是干什么的，才知道父親的成就有多大。

除了氫彈，于敏還是中國中子彈理論設(shè)計的技術(shù)把關(guān)者和負責人。中子彈也是一種核彈。

于敏又被人們稱為“中國中子彈之父”，但他生前并不愿意人們叫他“某某之父”，曾說：“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學、技術(shù)、工程于一體的大科學系統(tǒng)，需要多種學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現(xiàn)在的成績，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氫彈又不能有好幾個‘父親’。”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是對于敏老師生動的寫照。由于長期過度的腦力勞動，他身體很虛弱，有時實在不舒服，無法來辦公室討論，就約我們?nèi)ニ依镉懻?，而且一討論就是三四個小時。孫阿姨說：‘你們一來，老于就好多了。’”北京九所研究員、于敏帶的博士生藍可說。

他把畢生精力全部投入到國家尖端國防科技的發(fā)展上，甚至無暇出版學術(shù)專著。

《環(huán)球人物》記者苦苦搜尋于敏寫的書，結(jié)果只發(fā)現(xiàn)60多年前出版的那本定價1.1元的《原子核理論講義》。2014年，北京大學出版社重印了這本書。

·1959年夏，于敏與北京大學教授楊立銘合作在成都主辦原子核物理培訓班，并以此為基礎(chǔ)出版了《原子核理論講義》一書。

2019年9月，于敏獲得“共和國勛章”。遺憾的是，他在2019年1月已駕鶴西去，成為唯一一位獲得“共和國勛章”卻沒有機會佩戴它的人。

如今，于敏已離世3年多了，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官網(wǎng)首頁仍在顯要位置展示著緬懷于敏的照片，上書他的自勉詩句：“身為一葉無輕重，愿將一生獻宏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