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章丘相公鎮(zhèn)的房玄齡石像

對濟南來說，隋唐時期是一段精彩而充滿懸念的歷史。近日，濟南樊家遺址唐代朱滿墓葬的發(fā)現(xiàn)使人們得以一窺唐代濟南名門望族的縮影，而在相近的時代中，以房玄齡為代表的房氏家族同樣扎根、壯大于濟南。在濟南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山東房玄齡文化研究會會長房道國看來，對房玄齡的進一步研究不僅極有必要，還有豐富的現(xiàn)實意義。隨著近年來人們對歷史文化的越發(fā)重視，一位千年名相的“濟南故事”也逐漸清晰。

房玄齡籍貫應為濟南

作為舉世聞名的中國古代“十大名相”之一，房玄齡的生平事跡在正史中已有詳細記述。在《舊唐書·房玄齡傳》《新唐書·房玄齡傳》等位列“二十四史”的正史中，均發(fā)現(xiàn)有“房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的描述。根據(jù)目前地名區(qū)域劃分，臨淄位于淄博市，可以輕易推斷出房玄齡籍貫位于山東省淄博市境內。但身為一名考古工作者，房道國經過更進一步的考證，卻得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結論，讓這個看似確定的問題有了新的解釋。

“根據(jù)目前的研究來看，房玄齡的籍貫應為濟南，這一點無論中國通史還是地方史，都未曾提及。”房道國表示，在接觸考古之初，自己同樣認為房玄齡的籍貫為臨淄，但隨著長期參與濟南市本地考古研究工作，并歷經多次文物普查與發(fā)掘，反而從濟南發(fā)現(xiàn)了關于房玄齡本人更多的線索，“無論是誰，當他真正親眼見到濟南的房彥謙墓，和距房彥謙墓不足5里的清河太夫人墓時，都會自然而然對房玄齡的籍貫產生疑問。”

根據(jù)記載，房彥謙為房玄齡之父，“清河太夫人”則為大唐左驍衛(wèi)大將軍兵部尚書房仁裕的生母，而房仁裕又為房玄齡之族叔。無獨有偶，在濟南歷城區(qū)的牛王莊，也曾出土房彥謙二兄房彥詡的墓志。多個房氏族人的墓穴距離如此之近，且均為房玄齡關系甚密的親族，似乎暗示著濟南同房玄齡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對此，房道國表示，“依據(jù)古時風俗習慣，故去之人一般會選擇遷葬故里，由此可以推斷，房氏家族至少在隋開皇十年已定居濟南了。”而同樣值得一提的是，根據(jù)記載，房彥謙之墓穴為房玄齡親自由涇陽縣歸葬于歷城區(qū)，故而房玄齡同濟南的關系似乎不言自明。

對地名文獻的進一步研究也為《唐書》中所載“臨淄”的描述提供了一種解釋。“唐代有州郡互稱的慣例”，房道國表示，齊州曾于唐代一度被稱為臨淄郡，從地名文化角度講，在唐初一段時期，齊州與臨淄均指代同一地域，“齊州臨淄”，同樣可以表述為“齊州濟南郡”。“而如今的臨淄縣，自唐代起便歸屬青州，未曾屬于齊州，所以‘齊州臨淄’的表述，很大可能仍然指代濟南地區(qū)。”

至此，將房玄齡認定為濟南人的這一推測，或許已站得住腳。但同時，房道國還表示，“房氏作為當時影響力較大的家族，其活動地或許并不局限在濟南附近。”例如，根據(jù)史料記載，房玄齡祖父房翼曾任青州太傅開府從事中郎。故而，對整個房氏家族來說，兩種說法目前仍然各自具有一定的說服力，但可以確定的是，濟南為房玄齡出生地的可能性極大。

深受齊魯文化影響

作為唐太宗李世民的左膀右臂，房玄齡終其一生都追隨其左右，文獻中少有記載其與濟南故地的關聯(lián)。甚至在其死后也并未魂歸故里，而是受當時“功臣陪葬制”的影響，同諸多功臣一起陪葬唐太宗于陜西省禮泉縣。但研究顯示，在18歲考中進士之前，房玄齡一直于濟南及周邊地區(qū)生活，并未實際脫離齊魯文化圈的影響，且房氏家族與濟南本地的聯(lián)系，在房玄齡前后百年間都十分密切。

據(jù)了解，房玄齡出生于579年，不久后隋朝建立。“房玄齡從小受隋朝時局、齊魯儒家文化與房氏家風三方面的影響，最終養(yǎng)成了胸懷遠大、多謀善斷、文武兼修的品質。”房道國介紹，在濟南的生活經歷使房玄齡獲得了深厚的文化底蘊與遠超常人的眼界能力，及至貞觀年間，房玄齡的諸多施政決策都顯露出濃厚的的儒家思想，這不能不說是年少時深受濟南地區(qū)齊魯文化熏陶的結果。

提到房玄齡，不得不提的便是其父房彥謙。房玄齡年少時，房彥謙為隋朝官吏，為官勤勉廉正，歷任北齊齊州主簿、都州司馬、涇陽令等職，隋文帝時考察地方官吏，推其為“天下第一能吏”。在治家方面，房彥謙不僅不厭其煩地勉勵、教導子侄后輩，還時常用自身的俸祿救濟親友，曾多次對房玄齡誡勉道：“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于清白耳。”這種重視家教、博覽群書，而且深達政務、胸懷天下的形象，實則傳承自房氏長久以來“文武兼修”的優(yōu)良家風，而房玄齡自然同樣深受父親影響，以至于年紀稍長便已具有極深邃的洞察力與獨到的見解。

房玄齡少年時期的不凡集中體現(xiàn)在其對隋朝時局的看法中。據(jù)傳，隋文帝楊堅母親為濟南人，為了紀念母親，楊堅在齊州地區(qū)大興佛事，在千佛山造像，重修神通寺。當時山東水旱頻繁，民生凋敝，百姓生活困苦，幾經折騰后更加苦不堪言，這些都被房玄齡看在眼里。加之十六七歲時，房玄齡曾跟隨父親到過隋朝國都，親眼目睹了一片安居樂業(yè)背后百姓生活的困苦與君臣之間的猜忌。以至于其早早便做出了“隋朝不久便會動亂喪亡”的判斷，此時房玄齡尚且未滿18歲。

此后，房玄齡常年陪伴唐太宗左右，在終結亂世、開創(chuàng)盛世的進程中發(fā)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成為當世難出其右的一代名臣。

“根據(jù)目前研究，未發(fā)現(xiàn)有房玄齡18歲后回鄉(xiāng)的明確記載。唯一可以明確的歸鄉(xiāng)時間是在30多年以后，房玄齡得唐太宗恩準遷葬父親歸鄉(xiāng)時。”房道國表示，當時已官至尚書左仆射的房玄齡“榮歸故里”，實在算得上一件震動周邊的大事。為使安葬過程顯得隆重，太宗皇帝甚至特派使者以“少牢”之禮祭奠，各地同族姻親，官吏名士紛紛聞訊前來，最終參加安葬儀式的竟達2000余人。“這一方面體現(xiàn)出唐太宗對房玄齡的器重，同時也是房氏家族同濟南本地始終保持緊密聯(lián)系的明證。”房道國表示。

個性鮮明的“治世能臣”

正如對房玄齡少年時期的考察離不開其父房彥謙一樣，房玄齡建功立業(yè)的一生同樣也離不開唐太宗李世民。為父盡孝，為君盡忠，兩大主題貫穿了房玄齡的一生。

“房玄齡真正得到賞識是自投奔李世民開始的。”房道國表示，隋朝時期，房玄齡一直作為基層官吏，未得重用。在李世民占領渭北后，房玄齡經過深思熟慮，意識到跟隨李世民是自己的最佳機會，于是便“杖策拜謁于軍門”，與李世民一拍即合，從此獲得了施展抱負的平臺。此后，在房玄齡的謀劃下，李世民先后贏得了數(shù)次對唐王朝命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重大戰(zhàn)役，及至舉世聞名的“玄武門之變”，房玄齡也作為主要策劃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唐高祖李淵曾如此評價房玄齡：“這個人頭腦清楚，對時事了解透徹，足能委以重任。每當他替（李）世民陳說事物，一定是言簡意賅并打動人心的，即使是千里之外，也好像是面對面說話一樣。”

提到“房謀”，同樣不能不提的還有“杜斷”。房玄齡與杜如晦并稱“初唐名相”。二人不僅私交甚密，在決策時也是一對“最佳拍檔”。據(jù)《舊唐書·房玄齡杜如晦傳》記載，在唐太宗同房玄齡研究國事時，房玄齡總是能夠提出精辟的意見和具體的辦法，但往往不能做決定，這時候唐太宗就把杜如晦請來，將問題略加分析，就立刻肯定了房玄齡的意見辦法。一個善于謀劃，一個善于決斷，無論是征伐四方還是主持朝政，二人均居功至偉。在爭奪皇位的斗爭中，太子李建成同樣對二人非常忌憚，多次提及“親王府中所可憚者，唯杜如晦和房玄齡耳。“（山東商報·速豹新聞網記者 朱德蒙 見習記者 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