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公主進藏是西藏地方同祖國關系史上的標志性事件。隨著歷史的發(fā)展，文成公主的形象在文獻中逐漸豐滿，成為為西藏帶來中原文化的使者、擅長堪輿的中原公主。文成公主形象的塑造過程反映出歷史上西藏地區(qū)對中原文化的吸收和重視。

文成公主的雙重形象

第一種形象：給西藏地區(qū)帶來中原文化的使者。在伏藏文獻《柱間史》中，對唐太宗賞給文成公主的嫁妝包作了這樣的描述：

“金玉書卷三百六，御膳食譜三百六，神飲配方三百六……大唐一十四法典，詩文曲賦及注疏，大唐法規(guī)和律令……農耕畜牧與歷算，良方妙法之書卷……漢唐占卜三百部，風水吉兇妙算書……樓堂房屋善構書，各種工巧六百部……疾病診斷四百四，內診百法外治五，藥劑配方醫(yī)方明……顯乘密宗經律論”。

在藏文史籍《漢藏史集》中則記載有“不計其數的珍寶、本尊釋迦牟尼佛像、占卜歷算之書六十種、醫(yī)藥、十八種工匠、各種谷物種子”。

由此可以看出，文成公主從中原帶入吐蕃的物品包括佛像、文典、醫(yī)典、農耕技術、種子、珍寶、綢緞、占卜術以及各類技工，基本涵蓋了律令、宗教、文化、農業(yè)、醫(yī)學、歷算等社會生活的重要方面。

依常理，如此數量浩繁、種類齊備的物品不可能是文成公主一人帶來的，甚至可能不是一次和親可以完成的。中原地區(qū)文化、技術等輸入，應是在上百年的唐蕃互動中，通過官方、民間等多途徑逐步實現(xiàn)的。通過梳理漢藏關系史可知，中原地區(qū)的文化、技術等對西藏的發(fā)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文成公主的評價。

第二種形象：擅長堪輿的中原公主。擅長堪輿、占卜是文成公主在藏文文獻中傳承度較高的一種形象，其中以“堪輿建寺”的故事流傳最為廣泛。據《柱間史》記載，來自泥婆羅的赤尊公主在建造大昭寺時遇到困難，請文成公主幫忙。于是，文成公主擺好“博唐”進行推算，列出不同的地方三百六十處，將要考察的地方有一百零八處，已了解的地方有七十二處，寶地有四十五處。文成公主認為，“吐蕃王土地處仰臥之巖魔女身上，因此，巖魔女之兩臂、頭、兩胯、兩肘、兩膝及四肢等，需逐一建以鎮(zhèn)壓之神殿，即使不成，亦當施以鐵橛。至于臥塘湖乃巖魔女之心血，系惡趣之門，故當除之，建以神殿”。

根據這些描述可知，文成公主用“博唐”之術，對吐蕃地形進行了勘定。雖然從現(xiàn)在掌握的史料很難考證文成公主本人是否做過如上所述的堪輿實踐，但文獻中大量的堪輿故事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吐蕃社會認為，來自中原的公主擅長勘定風水、改變吉兇。因此，將文成公主塑造成擅長堪輿的形象，體現(xiàn)了對文成公主社會地位的認可與推崇。

吐蕃對中原文化的吸收

一方面，文成公主作為中原文化使者的形象與西藏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和技術有關。文成公主入藏和親之后，唐朝與吐蕃的關系更加密切。

在文化方面，據《舊唐書·吐蕃傳》載，文成公主入藏后，吐蕃派遣酋豪子弟進入唐朝最高教育機構國子監(jiān)，研習《詩》《書》。

在藏文典籍中，將唐太宗稱為“經典皇帝”，經典指經文典籍，說明吐蕃有感于中原地區(qū)典籍豐閎，并以此特征來稱呼唐朝統(tǒng)治者。

在技術方面，吐蕃也熱衷于向中原學習。永徽元年(650年)，吐蕃向唐朝“請蠶種及造酒、碾、硙、紙、墨之匠”，唐高宗慷慨許焉（《舊唐書·吐蕃傳》）。此后，中原的工藝、技術等大量傳入吐蕃。

有唐一代，唐蕃雙方有記載的交聘多達290多次，其中，蕃使來唐180多次，與之相伴隨的是中原文化、技術等在西藏地區(qū)廣泛的傳播和使用。對文成公主形象的塑造，正是對這一歷史過程的反映。

時至今日，西藏山南地區(qū)仍流傳著“二牛抬杠”耕作方法。相傳，這是文成公主所授。日喀則一帶的銅匠、木匠等，也都奉文成公主為祖師。同時，在西藏還流傳著紡織、刺繡等技術都是文成公主所教的說法。這些都反映出中原文化對西藏地區(qū)的深刻影響。

▲流傳在西藏地區(qū)的“二牛抬杠”耕作技術相傳是文成公主所授，目前仍應用于開啟新春第一犁。新華社發(fā)

另一方面，文成公主擅長堪輿的形象與西藏地區(qū)倚重中原占卜思想有關。從西藏地區(qū)重視占卜、盟誓的傳統(tǒng)習俗來看，中原地區(qū)復雜而實用的陰陽五行、歷算等思想契合了西藏地區(qū)的政治、宗教與社會需求。

根據《漢藏史集》記載，松贊干布派遣子弟入唐學習占卜之法時說，以前吐蕃只有公主帶來的占卜歷算書籍六十種，還有從印度翻譯的十二緣起、六日轉輪等，占卜歷算未能發(fā)達。這些子弟“要學習測算生死、推算四季時節(jié)，須與漢人接觸”。由此可見，吐蕃上層對中原堪輿、占卜文化的重視。

該書還記載，吐蕃四人學會測算生死、推算時節(jié)之后，結伴返回吐蕃。此時，為向贊普說明他們學到何種知識，如何推算，命他們將學會的占卜歷算之法全部譯成藏文。這一點，在其他文獻中也有記載。如，《協(xié)噶爾教法史》在描述藏地整體情況時說，“蕃域內的所有高深土地都被預言過，特別是唐書中對于風水的研究”。《賢者喜宴》在記述蓮花生大師為桑耶寺的奠基堪輿之后指出，“另外有關王統(tǒng)的記載則說，是由漢地的卜算者進行了這種輿地勘察”。

除此之外，文獻記載藏地用中原風水思想堪輿過的古跡還有很多?？梢姡诋數氐奈幕^念中，堪輿理論是中原文化的一大特色，因此很容易把作為中原文化代表人物的文成公主與堪輿術緊密相聯(lián)。

后世對文成公主形象的敘述，本質上是關于文成公主的歷史記憶，而這種歷史記憶往往帶有明顯的建構性。通過解構文成公主的雙重形象可以看到，西藏有關文成公主的社會記憶深深根植于千百年來漢藏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西藏地區(qū)圍繞文成公主這一核心人物進行的形象塑造，蘊含著對中原文化的借鑒和吸收，是歷史上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fā)展的縮影。（劉歡）（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