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子厚墓志銘》曾記載這樣一個故事：劉禹錫被貶播州，柳宗元上書表示，劉禹錫有老母需要贍養(yǎng)，母子同去，對老人家太過殘酷，于是甘愿替劉禹錫左遷其地。韓愈對此做出“士窮乃見節(jié)義”的評價，足證柳宗元的道德品行。但故事的另一點卻常常被人忽視：劉禹錫為什么要帶著母親被貶？難道父母要隨著兒子的宦海浮沉而顛沛流離嗎？

其實，由唐至宋，贍養(yǎng)雙親的方式很多樣，既有隨之遷居，亦有于老家頤養(yǎng)天年。北宋時期，出現(xiàn)一種全新的理念——“祿養(yǎng)”，即“將仕宦及其帶來的福利和特權歸類為最理想的孝道表現(xiàn)形式”，這種觀念為北宋士大夫?qū)嵺`“孝”，提供了另一種途徑：只要仕途順遂，身居高位，光宗耀祖便是“孝”，正如徐鉉所言“成名無愧色，得祿及慈親”。由此，“祿”的成功替代了“養(yǎng)”的付出，另辟蹊徑，完成孝道。

這一觀點及其研究，在張聰教授的《家庭·鄉(xiāng)里·朝堂：北宋士人與孝道》一書中，有著極為詳盡的論述。本書認為祿養(yǎng)的方式分為四類：其一，科舉中第，光耀門楣；其二，為父母贏得封號，北宋規(guī)定五品及以上官員，可為親屬申請封贈；其三，要求就近或交通便利處為官，以便探望照顧父母；其四，在做官所在地侍奉父母。北宋是歷史上第一個為滿足官員盡孝而出臺系統(tǒng)政策的王朝，這也證明政府承認官員的家庭責任，并愿意維護祿養(yǎng)理念。

在祿養(yǎng)觀念下，士人可以安心于仕途，但畢竟要有人照顧年邁父母的飲食起居。所以，最“經(jīng)濟”的策略是分工盡孝，比如讓家鄉(xiāng)的妻子，甚至是妾室，替自己盡到贍養(yǎng)的責任，灑掃起居，事無巨細。此外，在多子情形下，進行合理分配，一部分子嗣留在父母身邊承歡膝下，也是極好的選擇。

北宋兩位著名文學家梅堯臣和曾鞏，皆在各自家族中施行分工贍養(yǎng)。有意思的是，在二人至親的墓志銘中，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標榜自己的孝心，而沒有重點提及真正侍奉父母的兄弟。

對于這一現(xiàn)象，張聰在其著作的第四章進行了細致考察。墓志銘是一種悼亡形式，也是塑造孝子形象的公共平臺。墓志銘不僅記錄逝者生平，更重要的是傳遞孝道，表現(xiàn)孝子的“傷心欲絕”，彰顯孝子在求銘時的努力付出。與其說是對死者的告慰，不如說它是生者塑造孝子形象的標志。

“蘇門四學士”之一的晁補之，就曾向好友黃庭堅寫信求銘，這封信中言辭懇切的話語，被黃庭堅大段引入墓志銘中，以表明晁氏之孝。然而，墓志銘作者和人子之間，不免有所矛盾，并非都像晁、黃二人這般融洽合作。墓志銘一般需要名人撰寫，想要獲得名家手筆，除了具備一定的財力和毅力，還需要有一定的交情。據(jù)張聰統(tǒng)計，《全宋文》所記載的兩千余篇墓志銘，其中20%的作者完成了約80%的志文，這表明寫作非常集中。

即便有所交情，求得志文，孝子和作者依然存在矛盾，比如孝子都希望“為長者諱”，而作者有秉筆直書的義務。正如蘇軾所言：墓志銘經(jīng)?？浯笏勒呙赖?，而為求得名人墓志銘，人子們也不惜拖延下葬父母。更有名的一段公案，當屬歐陽修與范仲淹之子范純?nèi)?，歐陽修本是范仲淹墓志銘的指定作者，但因為意見不合，歐陽修又堅持己見，雙方產(chǎn)生沖突，以至于最終歐氏文章被用于神道碑，而非墓志銘。此后，歐陽修還聲稱“范公家神刻，為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fā)明，欲后世以家集為信，續(xù)得錄呈”，維持自己文章的權威。

不難看出，墓志銘是爭奪“孝子”聲譽的陣地，為官之人不惜“用力過猛”，也要在記載中成為最孝順的那一個——在父母生前，他們很可能一直在朝堂入仕，而那些真正贍養(yǎng)父母的兄弟、妻兒，被有所選擇地遮蔽。這也許是“祿養(yǎng)”觀念另一個切面。

本書還探討了另一些有趣的話題，比如丁憂制度。后世習以為常的三年丁憂，實際上是在北宋中后期才首次成為歷史上普遍實行的政策。通常認為，因父母離世而服喪會影響仕途，然而這一制度對國家行政運轉(zhuǎn)影響更大。施行丁憂，需要王朝沒有重大動亂或戰(zhàn)事，還需成熟的官僚制度，提供候補官員，以應對繁重的人事變動。在唐代，中斷丁憂、讓官員繼續(xù)任職的“奪情”和“起復”時有發(fā)生，官員快速復職者不在少數(shù)。再比如“歸葬”問題，北宋與前代較為不同的是，死者及其家屬，都能接受在都城及其周邊地域修建新墓地，甚至有些人選擇自己喜歡或任職的地方，重新建立墳塋。

模范孝子曾參說：“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yǎng)。”而在北宋，最高層次的“尊親”已經(jīng)在一定程度上與父母的日常生活隔絕，變成了自我實現(xiàn)的途徑。我們并不懷疑，光耀門楣的子女將給父母帶來無盡的榮耀和驕傲；可作為入門層次的“能養(yǎng)”，卻被巨大的“光環(huán)”所吞噬。通過仕宦帶來的聲譽和墓志銘的書寫，最高形式的“孝”演化為士人社會建構自我的手段。“祿養(yǎng)”并無對錯，只是在新的歷史階段，所衍化出的適應性觀念。

如何在自身追求與贍養(yǎng)父母的責任之間，謀求動態(tài)平衡？這種拷問依然“折磨”著當下的“孝子賢孫”。正如那句諺語所說——孝字論心不論事，論事萬年無孝子。如果孝事能與仕事合二為一，該是多么自洽的闡釋、多么無愧的解脫。“祿養(yǎng)”無疑是這種思維催生的理性策略，更是一種責任分擔的解決之道。畢竟，成就自我便能成為最孝順的子女，誰又能拒絕這種“誘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