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語》“衛(wèi)靈公”篇中，孔子說：“辭達而已矣。”“辭”就是言辭，“達”就是把意思說清楚。這則話語，歷朝歷代解釋甚多，在學(xué)者眼中常被視為從修辭角度對言意關(guān)系的論述，在作家看來則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指導(dǎo)。由于學(xué)者和作家看問題角度不相同，加上古人和今人理解上有差異，因此對“辭達”的解釋便歧說雜出，矛盾猬集，大致說來體現(xiàn)在如下幾個方面。

孔子圣跡圖·在齊聞韶 焦秉貞/繪

不文與文的矛盾

對“辭達而已矣”，程樹德《論語集釋》引西漢孔安國注疏云：“凡事莫過于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艷之辭。”孔安國的解釋，代表了學(xué)者的主流觀點，在后世獲得了大量支持。司馬光在《答孔文仲司戶書》中說：“孔子所謂‘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無事于華藻宏辯也。”朱熹在《四書集注》中說：“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劉寶楠在《論語正義》中也說：“辭皆言事，而事自有實。不煩文艷以過于實，故但貴辭達則足也。”他們都認為“辭達而已矣”，就是把意思說清楚就行了，無須在文采上踵事增華。這種規(guī)避“文艷”的理解，既凸顯了孔子對樸實文風(fēng)的倡導(dǎo)，又有對“而已”二字側(cè)重的意味。

在一些作家眼中，認為“辭達”與言文并行不悖。明代袁宗道在《論文》中說：“孔子論文曰：‘辭達而已。’達不達，文不文之辨也。”“文”即有文采的意思，袁宗道把達不達的問題轉(zhuǎn)換成了有文采與沒文采的問題，且表達了對文采的推崇之意。其實，蘇軾在《答謝民師推官書》中早就說過：“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于達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風(fēng)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一方面，蘇軾認為“辭達”則“不文”是對孔子的誤讀，他以孔子“言之不文，行而不遠”作為佐證，打破了認為“辭達”則“不文”的思維定式。另一方面，蘇軾認為“辭達”本質(zhì)上就是作者把對外部世界的感受與認知，通過口與手的媒介準(zhǔn)確地傳達出來。作為一種極高境界，臻于“辭達”之后，文章出彩便自不待言。在某種意義上說，作家蘇軾把學(xué)者所排除的“文”又納入了彀中。

為什么必須要有“文”這一維度呢，清初文人魏禧在《甘健齋軸園稿序》中說：“辭之不文，則不足以達意也。”在魏禧看來，有文采才能夠達意，否則就不足以達意。何以見得呢？他進一步指出：“請觀于六經(jīng)、孔子、孟子之文，其文不文，蓋可睹矣。”意思是說，六經(jīng)、孔子以及孟子之文，正因為不無文采，所以能夠充分達意?？梢?ldquo;文”的加持，對于達意不無裨益。

圣跡圖·東流喻德 孔繼堯/繪

繁與簡的矛盾

其實，即使在認同“辭達”對創(chuàng)作有指導(dǎo)作用的大前提下，文人對“辭達”的理解也有繁簡的差異。葛洪在《抱樸子·喻蔽》中說：“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即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lǐng)舉也。”在葛洪看來，語言太簡略了，說理、敘事就不能充分；只有語言繁富，才能擘肌分理，傳達意旨。明人張岱在《史闕》中說：“嘗讀唐正史，太宗之敬禮魏征，備極形至。使后世之拙筆為之，累千百言不能盡者，只以‘鷂死懷中’四字盡之。則是千百闕而四字不闕也。”所謂“鷂死懷中”，據(jù)《資治通鑒》記載，唐太宗“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征來，匿懷中；征奏事固久不已，鷂竟死懷中”。唐太宗為聽魏征言事，竟將寶愛的鷂子憋死在懷里了。張岱認為“鷂死懷中”四個字雖然簡短，卻有力凸顯了唐太宗對魏征的尊重，可謂言簡而旨達。

其實，繁簡各執(zhí)一端者，皆非通論，文章優(yōu)劣與是繁是簡并沒有關(guān)系。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子曰：‘辭達而已矣。’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顧炎武主張辭要達意，但與繁簡無關(guān)，可以繁而達，也可以簡而達。于文章而言，達意是目的，繁簡是手段，繁簡須為達意服務(wù)。另外，文章該繁還是簡，本沒有定規(guī)，只能因文制宜，行百里者百里為達，行千里者千里為達。

言與行的矛盾

對于“辭達而已矣”，北宋邢昺在《論語注疏》中指出“此章明言語之法也”，意即講的是修辭原則，這是從“言”的角度對“辭達”進行闡釋。明代楊慎在《丹鉛續(xù)錄》中說：“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恐人之溺于修辭而忘躬行也，故云爾。今世淺陋者往往借此以為說，非也。”楊慎跳出了文學(xué)內(nèi)部研究的圈子，從文學(xué)外部研究的角度來理解，他指出所謂“辭達而已矣”，是孔子告誡世人不要只顧說漂亮話，而應(yīng)該在自我道德上修養(yǎng)上下功夫。

盡管孔子的說法很簡略，言說的歷史語境也難以稽考，但是結(jié)合孔子的價值取向來看，楊慎的說法并非沒有道理。《論語》中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xué)，德行居于首位，就充分表明了孔門對于道德修養(yǎng)的重視。另外，孔子一方面說：“有言者不必有德”“知德者鮮矣”；一方面又指出：“巧言亂德”“巧言令色鮮矣仁”，可見對于漂亮的話語，孔子保留了清醒的警惕。把“辭達”理解為孔子對世人沉溺于修辭而罔顧道德修養(yǎng)的一種提醒，既別開生面，又凸顯了孔子挽救世風(fēng)的良苦用心。

辭達新解

既然歧說雜出，那么“辭達”還有沒有新的解釋呢？韓愈在《答劉正夫書》一文中說文章“唯其是爾”，也就是說表現(xiàn)得恰到好處就可以了。后來北宋王禹偁說“惟師是爾”，清代章學(xué)誠說“文求其是”，都是對韓愈觀點的繼承。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表述過于簡單和抽象，不具有可操作性?，F(xiàn)代學(xué)者傅庚生在《中國文學(xué)欣賞舉隅》一書中說：“文學(xué)創(chuàng)作造詣之高者，必其能以有形之文字描刻無形之情愫，情景相融，濃淡兼宜，無損無益，無過無不及，所謂‘辭達’，且入于化工也。”由此可見，“辭達”就是藝術(shù)傳達精妙入神，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這是以現(xiàn)代語言，賦予了“辭達”嶄新的內(nèi)涵，比歷史文人的解釋要具體很多。張中行在《怎樣作文》一書中也指出：“‘達’包括兩個方面，用佛家的術(shù)語，一個方面是‘所達’，即意思，或說知識、思想感情等；一個方面是‘能達’，即語言文字。所謂達就是能達與所達一致，換句話說，語言文字所表達的與心里想的一模一樣。”“正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所說：‘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張中行對“辭達”的理解，在拿捏準(zhǔn)確這一點上與傅庚生一致，在深度上則更進了一步。所謂“所達”與“能達”，張中行是從佛教角度進行解釋的，但與現(xiàn)代語言學(xué)中的“所指”與“能指”意思頗為接近。“所指”為作者意旨，“能指”為物質(zhì)符號，二者一致，就是“辭達”。

對“辭達而已矣”作這樣的理解，對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具有指導(dǎo)意義。明代李贄在《四書評》中道：“五字，談文秘密藏”；近代嚴(yán)復(fù)在《天演論》“譯例言”中稱之為“文章正規(guī)”，也就是說“辭達而已矣”五個字道盡了寫文章的秘訣和規(guī)范。“語言是思想的物質(zhì)外殼”，在具體語境中，一種思想有且只有一種最佳表達，作家所有的努力，就是尋找到那種最佳的表達方式。只有如此，方能成就好文章。

中國古代有“詩無達詁”之說；西諺亦云“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孔子“辭達而已矣”的命題，因為內(nèi)涵豐富，語義具有多面向詮釋的可能性，歷代文人學(xué)者從一己視角出發(fā)，各是其所是，所以聚訟紛紛，歧說雜出。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解釋在各自的語境中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并存不悖。這既表明了該命題具有廣闊的詮釋空間，也昭示了理解的歷史性。而透徹地理解這一命題，對現(xiàn)代人的話語修辭和創(chuàng)作實踐都不無指導(dǎo)意義。

（作者：朱美祿 貴州財經(jīng)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