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甘肅秦安籍進士胡纘宗，游宦半生，政聲斐然，同時他還是一位書法家，終身愛好書法、研習書法，真草篆隸各體兼善，墨跡遍布大江南北，有剛健端莊的顏體榜書、碑刻，有秀麗圓潤的篆字摩崖石刻，有瀟灑的行草手札。他尤其擅長寫榜書。這些擘窠大字多為顏體字，因為胡纘宗一生推崇顏真卿，學習顏魯公的書法。

胡纘宗畫像

中堂條幅只能在室內欣賞，而榜書則可以在室外觀賞，這樣就將書法藝術延伸到露天、室外，拓寬了書法藝術的傳播空間。榜書通常以匾額為載體，和建筑、文字字義、書法、繪畫雕刻等構成一種復合的藝術品和文化景觀，能使人獲得多層次的審美享受。

一塊匾額首先傳達出凝練而傳神的題詞。盡管只有寥寥數字，可是文字字義由書寫者精心思考，或引經據典，或概括微言大義，或表達真摯的祝福。胡纘宗所題的匾額，不僅書法精絕，而且字義深刻，能夠概括建筑物或景點的特色，值得觀賞者反復玩味其中的意味。如他對祭祀上古之神伏羲的伏羲廟題匾“與天地準”，意為伏羲所創(chuàng)八卦和易學思想能包羅天地之道，體現出他對先圣伏羲的尊崇。在佛教古剎興國寺題有“般若”，源于佛教對無上智慧的追求。為秦安五臺觀的主殿題寫“太玄之殿”，體現出鮮明的道教哲學色彩。在山東曲阜題有“金聲玉振”，源自孟子對孔子的評價。同時題寫的還有曲阜城的正南門門額“萬仞宮墻”，語出《論語》中記載的子貢的話：“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原是比喻，胡纘宗認為用“數仞”尚不能表達后人對孔子的崇敬之情，于是改為“萬仞宮墻”。清乾隆帝來曲阜時，將胡纘宗的字換下，自己寫下“萬仞宮墻”，制作成石額，流傳至今。

有些榜書是胡纘宗給公共場域題寫的，包括各類城樓、街道、廟宇、祠堂、學校、戲樓等。這類榜書保存下來或見于文獻記載的有“衍渭”“多士坊”“般若”“與天地準”“太玄之殿”“萬世師表”“明倫堂”等。天水伏羲廟大門懸掛的“與天地準”筆力沉雄，有一股正大氣象，與巍峨雄偉的建筑物很匹配。秦州西關城（一說東關城）東門門額為“衍渭”。“衍渭”二字結體工穩(wěn)，氣度從容，寓意深遠。

天水市秦安縣博物館收藏有胡纘宗題寫的“多士坊”“般若”“世代昌隆”“貞白家”等4塊木質匾額。古代臨街建有牌坊，懸掛坊名。多士坊是秦安世家大族聚居的生活區(qū)，有胡、蔡、路等縣內望族居住，胡姓獨為翹楚，故民間稱多士坊為胡家巷。“多士坊”書法顯得嚴謹謙和，可能當時尚有年長的尊長、師友要出入于多士坊，胡纘宗給自己的故里題匾，就流露出嚴謹謙和的心態(tài)。

明代“般若”木質匾額，長155厘米，寬68.5厘米，原懸掛于興國寺般若殿前檐下。“般若”一詞在佛教中是大智慧的意思。嘉靖丙午（1546年），已是老年的胡纘宗在家著書立說，偶爾來縣城及附近游玩、作詩。這塊匾就是此時題寫的。值得一提的是，胡纘宗總體來說是一位醇儒，對佛學和佛教不是很親近，但并不排斥佛教，而是汲取其中的某些富含啟發(fā)性的哲理哲思，如“般若”。

古人的應酬很多，尤其是士紳階層。升官、喬遷、祝壽、婚禮、葬禮、滿月酒、進學、開筆禮、成人禮等都要擺席祝賀。恭賀之余，主人還會請求官紳名人書寫匾額，他們有的本身懂書法、善書法，有的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懸掛名人匾額，是主人及其家族在當地社會地位的重要體現。書法家、名人出于潤格收入或人情考量，也會樂于題寫匾額。由此之故，民間掛匾、互相饋贈蔚然成風。而留存于世的牌匾是這些活動的見證。

“世代昌隆”匾，是胡公嘉靖丙午年（1546年）寫的。這個時期胡纘宗退休，在秦安著書、課農，也和當地的官宦士子交往。這塊匾具體的主人不詳，應該是秦安或天水地區(qū)的士紳人家。與“世代昌隆”詞義相近的詞匯還有“時代公卿”“五世其昌”等，都是對這個家族興旺發(fā)達的美好祝福。這塊匾額沒有涂漆，保存得不是很好。

另外一塊館藏文物“貞白家”匾，長137厘米，寬72厘米。題寫時間是嘉靖戊子年秋九月九日重陽節(jié)。這塊匾額是胡纘宗對這戶人家清正廉潔家風的贊許和肯定。具體是哪家，由于沒有題款，現在已經無從考證了。

此外，胡纘宗還題寫有“鳳凰千仞”匾額，為胡纘宗家族世代相傳之物。根據落款“嘉靖戊子之秋”，可知書法寫于1528年，此后由其后代制成匾額。“鳳凰千仞”，語出西漢文學家賈誼的《吊屈原賦》：“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鳳凰”在傳統(tǒng)文化語境中是集眾多美德的吉祥之鳥。胡纘宗這幅匾額寄托了對后代子孫的殷切希望。

總之，這些匾額保存了歷史文化名城舊有的風韻，是一件件會說話的文物，值得后人走近它們，和它們對話。（文/安俊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