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來誰作韶華主,總領(lǐng)群芳是牡丹。
牡丹花開時節(jié),洛陽城中的街巷、公園,到處都是賞花之人。今人賞花,喜歡用圖片或視頻記錄美景,與朋友分享;古人沒有相機,酷愛牡丹的他們?nèi)绾钨p花,又是怎樣“留住”牡丹極致之美的呢?
花月人稱小洛陽
谷雨要到了。這是春季的最后一個節(jié)氣,意為“雨生百谷”。它和牡丹有關(guān),牡丹有個別名就叫谷雨花。
牡丹被稱作谷雨花,出自清代顧祿的《清嘉錄》。顧祿是蘇州人,他在書中記述了江南地區(qū)的歲時風(fēng)俗,其中稱:“牡丹花,俗呼谷雨花,以其在谷雨節(jié)開也。諺云:谷雨三朝看牡丹。”在他看來,蘇州人極愛牡丹,不僅池館、寺廟多有栽種,哪怕一間小小的書齋,也會植上一二株以供賞玩。等谷雨時節(jié)牡丹盛開,主人還要置酒設(shè)宴,邀人游觀,稱為花會。
蘇州的牡丹,北宋時就從洛陽傳過去了。宋仁宗在位期間,蘇舜欽和歐陽修等人同在洛陽任職,見證了西京牡丹之盛。后來,蘇舜欽因支持慶歷新政被罷官,閑居蘇州時建了滄浪亭,其中廣植洛陽牡丹、揚州芍藥等,成為當(dāng)?shù)赜忻哪档@。
北宋末年,蘇州人朱勔(音同免)在江南為宋徽宗搜求奇花異石,自己也借機在蘇州建了同樂園,其中植有牡丹數(shù)萬株,不少都是來自洛陽的名品。北宋滅亡后,南遷的洛陽人又將牡丹花種傳至蘇州,使得江南牡丹更盛。
除了江南地區(qū),洛陽牡丹傳播的地方還有很多。如北宋末年,張邦基在《陳州牡丹記》中記述了陳州牡丹與洛陽的淵源;南宋人陸游也在《天彭牡丹譜》中稱,北宋時不少彭州人“買洛中新花以歸,自是洛花散于人間,花戶始盛”。
在《天彭牡丹譜》中,陸游仿照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記載了多個牡丹品種的出處。如文公紅,“出于西京潞公(文彥博)園,亦花之麗者。其種傳蜀中,遂以文公名之”;福嚴(yán)紫,“亦重葉紫花,……土人云,此花亦自西京來,謂之舊紫花”。
當(dāng)時,天彭牡丹冠于四川,每年賞花者云集,頗有京洛遺風(fēng),因此號為小西京。在《彭州歌》中,南宋人汪元量也稱:“彭州又曰牡丹鄉(xiāng),花月人稱小洛陽。”
至明代,洛陽牡丹傳入安徽亳州,亳州牡丹盛極一時。清代時,山東曹州(即今菏澤)牡丹取代了亳州牡丹的地位,其中也有不少牡丹品種出自洛陽。
夢中猶看洛陽花
北宋滅亡后,宋高宗建立了南宋政權(quán),后定都臨安(今杭州)。他是個長壽皇帝,退位后住在德壽宮。一年正月元日,群臣前來祝賀,和以往一樣頭上戴花。楊萬里在詩中寫道:“牡丹芍藥薔薇朵,都向千官帽上開。”
牡丹雍容華貴,象征繁華盛世。當(dāng)時中原淪陷,朝廷茍安,這種戴花習(xí)俗反而更讓人思念故國。也正因此,宋室南遷后,“詩俊”陳與義等都留下了寄托家國情懷的牡丹詩。
陳與義是洛陽人,為“洛中八俊”之一,南宋時官至參知政事,相當(dāng)于副宰相。他每每看到牡丹,總會想起有家難歸的洛陽。在《牡丹》一詩中,他寫道:“一自胡塵入漢關(guān),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龍鐘客,獨立東風(fēng)看牡丹。”
因為曾經(jīng)離亂,陳與義的詩風(fēng)接近杜甫,成就很高。同樣,他表達(dá)故國之思的詞也寫得很好,如在《臨江仙·夜登小閣憶洛中舊游》中稱:“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余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閑登小閣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
朱敦儒和陳與義一樣,也是“洛中八俊”之一,人稱“詞俊”。他年輕時在洛陽過著“花間相過酒家眠”的日子,留戀牡丹花開時的“滿城沉醉管弦聲”,到南宋后力主北伐,收復(fù)中原,對辛棄疾影響很大。
陸游是朱敦儒的學(xué)生,曾居成都六年,見過不少彭州牡丹。在《天彭牡丹譜》中,他說天彭之花遠(yuǎn)不及洛陽,已繁盛如此,如果有一天朝廷收復(fù)兩京,使“王公將相筑園第以相夸尚”,那又該是怎樣一番“動蕩心目”的景象!
這種對洛陽牡丹的“執(zhí)念”,幾乎貫穿了陸游的一生。晚年時,他還在《夢至洛中觀牡丹繁麗溢目覺而有賦》一詩中說:“老去已忘天下事,夢中猶看洛陽花。”其實不僅是在夢中,即使在現(xiàn)實中看到“洛陽牡丹面徑尺”,他所想的還是何時才能收復(fù)故都。
且留“牡丹傾國色”
清人徐大鏞有詩說:“牡丹傾國色,幽蘭眾香祖。人間極品花,凡卉非其伍。”歷代有不少丹青高手對牡丹情有獨鐘,如東晉顧愷之在《洛神賦圖》中繪有牡丹,北齊楊子華畫牡丹也“極分明”。
唐宋時期,牡丹畫開始大量出現(xiàn)。如北宋書法家蔡襄在《夢游洛中》組詩中,就稱“每憶月陂堤下路,便開圖畫覓姚黃”。
蔡襄字君謨,出身福建農(nóng)家。他20多歲就到洛陽當(dāng)了西京留守推官,后來回到家鄉(xiāng)擔(dān)任泉州太守,與舅父盧錫一起主持建造了名滿天下的泉州洛陽橋。
泉州洛陽橋位于洛陽江的入海口,在中國橋梁史上與趙州橋齊名,有“南洛陽,北趙州”之稱。蔡襄在家鄉(xiāng)憶起當(dāng)年的賞花盛事,就會打開畫紙看姚黃,大概在他的心目中,牡丹也是西京洛陽的象征了。
“傾國色”的牡丹又稱富貴花,人們在畫中常用牡丹代表富貴吉祥。如北宋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載,歐陽修曾得到一幅古畫,畫中的牡丹叢下有一只貓,不知是何寓意。丞相吳公是歐陽修的親家,他見畫后說:“這是正午牡丹。何以見得?看貓的瞳孔如線,這是正午時的貓眼。”而正午滿開的牡丹,則象征富貴全盛。
明代才子徐渭性情耿介,畫牡丹時愛用潑墨寫意之法,以示不同流俗。在一首題牡丹圖的詩中,他寫道:“五十八年貧賤身,何曾妄念洛陽春。不然豈少胭脂在,富貴花將墨寫神。”在他看來,牡丹是光彩奪目的富貴花,而自己是“貧賤身”,只有潑墨寫意才與自己的意趣相符。
除了牡丹畫,人們也喜歡用牡丹紋飾來留住“牡丹傾國色”。
考古發(fā)現(xiàn),文物中的牡丹紋飾始見于唐代,興盛于北宋,這與當(dāng)時人們對牡丹的推崇是一致的。
洛陽古建筑上的牡丹紋飾分為木雕和磚雕兩種,洛陽出土的唐代三彩罐、壺、爐等器物也多飾牡丹紋。相比之下,宋代三彩罐和三彩枕上所飾牡丹花朵碩大,色彩明快,具有較強的寫實性。這既體現(xiàn)了洛陽牡丹甲天下的地位,也反映出宋人對牡丹的喜愛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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